摘要：当代文学经典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它接续传统文学经典，融合时代精神，既传承民族文化又对其进行创新。反过来说，当代文学经典建构过程也受到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是文学作品深刻思想艺术的基础，准确把握时代文化精神是文化创新的前提，具有时代影响力也是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重要条件。这要求当代作家具有广博的民族文化素养和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当代文学经典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需要社会文化的整体参与。这主要包括民族文化自信态度、创造性的主体建设精神以及立足于民族文化复兴高度的建构举措。当代文学经典是时代文化的示范，它将带动时代文学健康发展，并在文化复兴历史使命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当代文学经典 民族文化 文化复兴 主体性

经典是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凝结着深邃厚重的历史内涵。经典问题是时代文化建构的重要内容。如何对待经典，如何继承经典和对经典进行创新，密切关系着时代文化的价值和发展方向，也关联着能否从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伟大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进程。文学经典作为经典的一部分，既涉及传统文学经典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也涉及自身作为未来经典的建构问题，在现实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学术界对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不少，也充分关注到文学经典与民族文化建设的关系问题，但是对当代文学如何建构自己的经典，特别是如何将当代文学经典的建设与民族文化传承结合起来，还缺乏足够深入的思考。本文试图就此展开一些讨论。

一、当代文学经典与民族文化传承和创新

对于当代文学有无经典，以及何为经典，文学界有过较多的争议和讨论。有学者以经典绝对性和永恒性标准来要求当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经典”概念表示质疑。这种质疑代表着一种比较传统的文学经典观。但在今天，随着文化传播越来越便捷、思想交流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人更认可文学经典的相对性和流动性。就像历史学家何兆武说的：“一个历史学家不可能对历史事实是完全中立的，他总会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哲学见解（或信念）的支配”，人们认识到文学经典是一种具有一定主观性的时代建构，受时代文化、思想等多种因素的深刻影响。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对经典的著名界定，就是以个人和集体“无意识”文化为基本特征：“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英国学者伊格尔顿同样赋予“文学经典”以很强的个人属性，认为它“不得不被认为是一个由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时代形成的一种建构。根本就没有本身（in itself）即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或传统，一个可以无视任何人曾经或将要对它说过的一切的文学作品或传统。”中国学者童庆炳也明确表示：“文学经典是时常变动的，它不是被某个时代的人们确定为经典就一劳永逸地永久地成为经典，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地建构过程。”

因此，在充分认识文学经典相对性特点的前提下，当代文学经典概念无疑是充分可行，也是非常合理的。正如杜卫·佛克马所提出的：文学经典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其中既包括那些历经时间检验、魅力价值不减的传统文学经典，也应该包括尚未完全经历时间检验，但已经具有了较大社会影响意义的当代文学经典。并且两类经典的意义内涵、承担的责任和建构标准也不一样。其中，传统文学经典地位是定型的、很难移易，思想艺术价值更具有超越性和永恒性，而当代文学经典则体现出更多的变化性和相对性特征。简单说，即传统文学经典具有典范意义，可以看作经典的最高阶段。而当代文学经典则是传统经典建构的基础和起点，是文学经典建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桥梁和过渡。

从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角度说，当代文学经典存在的意义更为明确。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作为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的经典，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对它的核心价值应深怀敬畏之心。经典资源除具有培养审美力、愉悦心灵之功能以外，还葆有借鉴、参照、垂范乃至资治的社会文化功能。”

作为文化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经典参与着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建构，其思想价值和审美观念对民族大众思想文化观念具有深刻而持续的影响，是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体现者。就中国文化而言，从最早的《诗经》《离骚》到谭嗣同的《绝命诗》、陈天华的《警世钟》等一系列文学经典，都参与了对民族家国精神的建构；而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等优秀文学诗句，也塑造了中华民族大众的基本伦理观念，造就了其含蓄深沉表达情感的方式；不仅如此，就连中国文学经典“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审美风格，也参与了对中国文化性格的“中庸”特点的塑造，促成了整个中国审美文化的含蓄美和意境美特征。因此，从根本上说，参考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国家观念，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之所以能成立并历经数千年而不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众多优秀文学经典构成了独特文化传统，从而成就了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未来，中华民族文化的赓延和发展同样离不开文学经典的介入，当代文学经典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作为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体现者，文学经典自然应该在其中承担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应该充分重视文学经典的价值。但是，由于文学经典本身的特点限制和时代变化等原因，我们不能完全依赖过去的经典，而是应该具有建构当代经典的强烈意识。一方面，正常意义下的文学经典都需要经历较长历史阶段检验而形成，都是属于传统或亚传统经典。它们作为历史的产物，必然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一定距离和隔膜，难以直接影响社会、较迅捷地产生社会效果。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不同时代对经典的理解和要求都不一样。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任何文学经典都有其时代特性，不一定适应于其他时代。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科技、文化和政治格局都呈现出很多新特点，对传统文学经典的地位和影响力都产生了较大冲击。当代文学既是一种文化传承，同时也是对传统的创新，它需要以当代意识为基础，建立自己的经典标准。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能够直面社会现实和大众生活，传达出新的时代精神和创新特点，也就能更好地契合时代要求，得到大众的接受和认同，这正弥补了传统文学经典因时空阻滞而导致大众接受效果不佳的弱点。它既以新的视野参与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重构，也以自我建构的方式完成文学经典的使命。

在当前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具有更急切和更必要的意义。这与中国社会的现实文化处境有关，也与传统文学经典的当下命运有联系。

当前中国社会文化正面临着转型和重建。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中国社会文化发生巨大变化。消费文化和个人主义等现代观念影响日益增大，中国传统的以家族与和谐为中心的伦理文化受到了冲击。不能简单说消费文化就全是缺陷，它是中国社会现代发展必然伴随的一部分。而且，当前社会文化转型也是促进中华文化更新和发展的良好契机。如何厘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何深入辨析和体察民族文化的优劣，激发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既是现实的挑战，也是历史的机遇。对优秀文化传统，需要充分地倡导和弘扬。毕竟，中国大众接受这种文化传统的滋养已经有数千年，作为人们在社会变化中希望和信心的来源，它不仅能够赋予人们的日常生活以意义感，也能帮助人们抵御现代化带来的生活和文化冲击。同时，“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可缺少优秀传统文化的介入，它将很好地帮助中国社会在物质与精神、现代与传统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让社会文化正常运行。

在社会文化转型背景影响下，传统文学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也受到一定的挑战和削弱。消费文化和高科技文化等促进了快餐文化的流行，需要较多时间和精力进行阅读的传统文学经典自然难以受到时代青睐，于是，近年来，文学经典呈现出读者数量和社会影响力严重下降的趋势，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对文学经典虚无化和戏谑化的文艺作品，对其所蕴含的文化秩序与审美规范构成了冲击。有学者对此作出这样的概括：“90 年代以来，‘戏说’与‘大话’之风横扫一切，通过影像与语言的双管齐下，试图撼动经典的基石，像《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古代经典，成了文坛新贵们肆意亵渎的对象。”应该说，这是任何文化在转型期都难避免的现象。它的直接影响是传统文学经典很难充分实现其文化传承功能，也对当代文学经典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我们需要建构起优秀的当代文学经典，共同承担文学经典所肩负的文化传承使命，同时与时俱进，以现代思想意识引导民族文化传统的创新性发展。

二、民族文化与当代文学经典的内涵

与以往文学经典相比，当代文学经典在民族文化传承和创新上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一方面，传承虽然也是其重要内涵因素之一，但与以往经典比较，时代创新性所占的比重更高；另一方面，它不是单向度的文化传承，而是与民族文化之间相互作用。也就是说，当代文学经典既传承民族文化，其自身的创造过程也接受民族文化的较大影响，是民族文化传承和创新的体现者。

首先，优秀民族文化（文学）传统是当代文学经典重要的创作资源。思想艺术的深刻和独特是每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重要特征，也是当代文学经典建构的重要前提。在这当中，作家个人的创造性当然非常重要，但就像荣格对歌德《浮士德》的阐释：“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优秀的文学作品虽然由作家个体所创作，但它远非纯粹的作家个人所构建，而是需要深邃厚重的民族文化作为基础和源泉。它们往往孕育于深邃的民族文化之中，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审视世界的独特思想和创造性的审美个性，都得益于深厚民族文化的滋养。所以，所有的文学经典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深远民族文化的回声，作家作品是在承担着民族文化传承和表达的任务。民族文化的独特个性，是文学作品拥有独立而深入思想内涵的重要前提。

毫无疑问，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文学都是深刻而独特的。中国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话题，这里不适合全部展开，故只选择传统哲学思想为个案。应该没有人可以质疑，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深邃、独特且具有充分创造性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和谐”“平衡”思想，以及“以柔克刚”的融合文化，在世界哲学中具有充分的个性，也是人类文化发展重要的思想源泉。同样，中华民族文学也具有世界文学意义上的深刻和独特个性。积极入世的文学观念、爱国爱民的文学精神，以及以抒情和深沉为中心的艺术特点，都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中华民族奉献出了如李白、杜甫、《诗经》《离骚》《红楼梦》等诸多伟大的作家和作品，他（它）们是世界文学长廊中非常璀璨的部分。

同样的，悠久而独特的中国文化和文学传统，也是当代中国文学创造力的深厚资源。中国文化的独特世界观，对于生命世界独特的理解和审美表现特征，都可以通过与现实连接的方式，灌注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深邃的哲学和美学底蕴，将赋予这些作品以独特个性和丰富内涵，进而在世界文学范围内显示独立的创造性价值。

其次，现实民族生活是文学对民族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必由之路。当代文学经典作品对民族文化的意义不局限于传承，更在于创新性发展。创新最重要的来源是生活。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民族文化不只存在于典籍资料，人民的生活是民族文化最鲜活、最生动的体现。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也蕴含着传统文化的底蕴，体现着民族审美的基本特征。要表达出民族文化的真实和鲜活面貌，必须展现民族大众的现实生活；其二，民族文化精神不是固定不变，而是与时俱进的，当代文学经典必须对生活和时代有深入的认识，才能准确把握民族文化变迁的律动，才能以发展的姿态进行传承，以创新的视野引领发展。

举例说，强烈的社会意识、道德意识、社会意识和进取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并构成了中国文学的主流传统。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入世”特点和社会使命精神，像“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文学名句，就从不同侧面体现了这一点。与之相关，较强的道德意识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孔子的“兴观群怨”等“诗教”观念、“文以载道”“知人论世”“文如其人”等文学观念是其在文学上的体现。至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则造就了中国人积极向上、努力进取的人生态度，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人格内涵。这些文化内涵在历史演变中形成，也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创造和更新。比如，进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现代文化赋予它很多新的内涵。如李大钊提出现代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的精神品格，就将传统知识分子关注民族国家的内涵延伸到对大众特别是人民大众的关怀。鲁迅、路翎等作家创作的《在酒楼上》《财主底儿女们》等作品，又传达出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精神，蕴含着现代个性思想意识。进入当代中国，其内涵又有与时俱进的发展。特别是“红色精神”成为当代文化的重要元素，拓展了民族文化精神的高度和意义。比如，它将中国传统的自强不息精神深化为民族自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内涵，让传统思想结合于现代世界的政治格局中；同样，它将传统文化中“仁”的思想与服务人民、热爱人民的政治品格相结合；将严于自律的道德精神转化为勇于牺牲和奉献自我的现代道德内涵；将爱国主义与生态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结合在一起；还赋予了个人与集体、平等与公正以新的时代性内涵。

所以，当代文学经典的“当代”内涵非常重要。它既需要与时代同步，体现出对民族文化的当代理解和表达，还应该将民族文化内涵融入当代现实，进行现代性的转化和创新。这当中，需要坚定坚持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又需要做出必要的调整，去芜存菁，同时更需要具有对现实的高度关切，真正结合现实，从问题出发，跟随时代发展，不断赋予民族文化以新的内涵特征。只有如此，它们才能呈现出中华民族文化鲜活的当代形象，并深刻把握到时代精神的真实脉搏，从而形成将民族文化特征与时代精神相融汇的当代中国文学特点，实现对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最后，较大的民族文化影响力是当代文学经典建构的标准之一。一般来说，文学经典都会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较广泛的传播性。这对于当代文学经典建构来说尤为重要。当代文学经典更侧重与现实时代的关系，而且，由于时效性原因，当代文学经典作品的传播主要局限在同时代民族大众范围，因此，在社会民族大众中拥有较广泛读者、获得大众较多认同，在社会文化中产生较大影响力，是当代文学经典建构的重要内涵。当然，不能简单以读者和社会影响力来评判文学经典。有一些优秀作品，因为思想超前或接受距离等原因，不一定能够得到同时代读者的广泛认可，但却可能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力，成为当代乃至永恒文学经典。也有一些作品，凭借与时代文化的某些契合，在一时间产生大的社会影响力，但内涵价值不高，影响也昙花一现，并不具备当代文学经典的素质。

作家是文学作品的创作者，民族文化密切影响当代文学经典内涵，对作家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首先是深厚的民族文化素养。深邃文化孕育文学创新，因此，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并不断浸润和陶冶，是作家创造性激发的重要前提。可以说，一个匮乏良好文化素养的作家，是很难创作出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伟大文学作品的。素养本身无所谓中外民族之分，它应该是全方位，具有世界性视野的。特别是在文学方面，更应该博采众长，充分学习和吸收外民族的文学资源，但对于中国当代作家来说，最首要的任务还是提高本民族传统文化和文学的素养。一方面，正如著名批评家艾略特所说的：“从来没有任何诗人，或从事任何一门艺术的艺术家，他本人就已具备完整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就是对他和已故诗人和艺术家之间关系的评价。”文学经典的历史构成一个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完整序列，所有文学经典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们既传承同时又在构造传统。从文学自身发展来说，一部作品只有置身于民族文学史的深远背景中才能显示出意义，一个作家的经典性必然与其文化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关联着他对民族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并且，受语言、文化等方面的限制，绝大多数作家的文化源头都是在本民族文化和文学，这也是对他影响最深刻、最能激发他创造力的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影响，当代作家在传统文化素养上的匮乏更为突出。历史造成的匮乏当然是中外文化两方面的，但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潮流影响之下，中国作家普遍全力向西方文学学习，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作家们的西方文学和文化素养也得到一定弥补。相形之下，中国的民族文化和文学却始终处在受冷遇和轻视中。其结果是，绝大多数作家都缺乏必要的传统文化素养，甚至对传统文化和文学持简单的否定和拒绝态度。这严重影响作家的传统文化滋养和体认传统思想文化的能力，其立足于民族文化的创造性也因此受到很大限制。

其次是强烈的现实与人文关怀。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要有深远的人类关怀，具有高远的视野。当代文学作家也不例外。但任何关怀都不是空洞，而是要落到具体的生活和人物上。当代文学经典的时代性特点，要求作家具有与时代关联的积极愿望，具有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意识。只有关注时代和热爱时代，并真正关切和深入时代生活，作家才能站得比生活更高，捕捉住生活的潜流，从而准确认识时代，对社会现实和未来作出前瞻性的思考，成为时代的真实记录者和民族文化的创新者。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的话是非常准确而有启迪意义的：“命里注定做一个伟大诗人的人所面临的直接考验就是当代生活。如果他不同本世纪、同强大的海浪溶为一体，如果他不拥抱祖国大地的灵与肉，不怀着无法形容的爱偎依着它们，不吸收它们的美质与恶行；如果他本人不打算去改变当代的现状，……那时，这个人就混在平凡的人群中间等待着，这时精神上的完善还没有向他走来。”

现实关怀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人文关怀，也就是关注现实中的社会大众，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精神需求和审美需求，以深切和真诚表达对弱者的同情和悲悯，对强权的谴责和批判，对坚韧和追求精神进行肯定和赞颂。这些关怀将赋予作品以内在的思想价值，也将深化作品的情感力量。这就像艾略特的论述：“经典作品必须在其形式许可范围内，尽可能地表现代表本民族性格的全部情感。它将尽可能完美地表现这些情感，并且将会具有最为广泛的吸引力；在它自己的人民中间，它将听到来自各个阶层、各种境况的人们的反响。”在这当中，非常重要的内涵是对大众的平等和尊重态度，以及发自内心的真诚和热爱，还有奉献和牺牲的情怀。当然，关怀并不意味着对民族大众进行迎合和取媚，它需要有自我立场的坚持，也不排除对大众的批判和否定。关怀是内在的根本姿态，目的是促进社会的发展，表现的方式则可以多样。

当代作家中，有一些作家很好地处理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他们的优秀作品也呈现出当代文学经典的代表品质。

比如金庸，在民族文化素养和见识方面堪称突出。正如有学者所说：“金庸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思考，还有高超的文学修养。认识、思考和修养三位一体完美融合，这是经典作品形成的必经之路”，他对儒道文化、琴棋书画、饮食、武术、审美精神等中国传统民族文化都有深的造诣。并且，金庸文化视野开阔，能够多方面融汇中西文化思想和文学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保持肯定与批判并存的客观态度。这使金庸的武侠小说能够超越普通的通俗小说，将深邃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融入生动的故事之中，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状貌特征，其文学语言也能够兼具传统文言文的典雅与口语之生动。正如此，金庸的作品客观上成为民族文化的形象传播使者，使众多海内外华人读者在阅读中得到心灵的共鸣和情感的慰藉，因此广受华人读者欢迎，甚至被誉为“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读者”。

在现实人文关怀方面，路遥则可为楷模。路遥将自己视作农民的儿子，并将文学与时代的联系作为自己的重要文学标杆：“大多数作品只有经得住当代人的检验，也才有可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那种藐视当代读者总体智力而宣称作品只等未来才大发光辉的清高，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此，写作过程中与当代广大的读者群众保持心灵的息息相通，是我一贯所珍视的。”他在文学创作中投入全部心力和真挚情感，深切关怀底层大众的生活和命运，赞颂他们在逆境中顽强不屈的生命意志和拼搏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而且，路遥的创作立场非常坚定。当他潜心创作的《平凡的世界》遭到评论界冷遇的时候，他始终不屈服，坚守自己的时代性创作立场：“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正因为这样，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生》等作品深刻地揭示了20世纪末的中国时代精神，特别是对当代青年农民的生存处境和精神欲求有非常准确的表达，他也因此赢得了当代读者特别是青年大众的高度认可。

三、民族文化复兴与当代文学经典建构

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是一项社会性的工作，不是单纯文学内部行为。也就是说，社会文化整体上参与着这一建构过程。特别是当前中国社会正在进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命，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当代文学经典承担着民族文化精神传承与创新的使命，其建构密切关联着文化复兴的时代使命，也需要在这一高度上进行。

首先，建构当代文学经典需要有自信又开放的文化态度。

民族文化复兴，需要对民族文化的强烈自信。建构当代文学经典，同样需要这份自信心。人类文明以现代性为发展方向，但这并不是说文化应该单一化，而是相反，多元丰富是人类文明的必然特点。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只有遵循不同的道路，人类才能够到达共同的目标，只有过各自独特的生活，每一个民族才能够对共同的宝库提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多元文化构成世界文化，多彩的个性化文学也造就了丰富多彩的文学百花园。

民族文化自信直接影响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作家只有拥有对民族文化的充分自信，才能真正认识到民族文化的价值，并在浓厚的兴趣和热情下深入地学习和浸润，同时进行客观自然地表达，在其作品中建构起民族化的文学个性；也才能激发起对民族历史和现实大众的热爱，热情地投入对生活的改造、建设之中，并将自己的文学情怀与对现实大众的关怀结合起来。相反，如果作家缺乏内心的充分尊重和自信，就不可能真正深入其中，在对其洞察、辨析、借鉴和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独立的思想文化特征，而是容易陷入其他人的思想窠臼，将自己的文学沦为他人观念的附庸乃至传声筒。这显然创作不出当代文学经典作品。

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不是盲目的，而是有充分基础的。虽然不能说完美，但它确实构成与西方哲学的较大反差，具有强烈的独立性和互补性，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性意义。就现实而论，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西方文化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快速发展，其价值显而易见。但它过于单一的发展性思维也带来了许多危机，给人类命运蒙上了阴影。当前人类社会面临许多困境，如无节制的发展主义和消费文化带来的人类精神危机和生态危机问题，引起人们的深刻反思。正如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所说：“一般而言，西洋思想强调革命、变化，有强烈的无秩序倾向；相反，以儒家为中心的中国的思想，却有着较强的顺从宇宙秩序的倾向……必须将维持稳定秩序作为优点来继承。我想这里所积蓄的中国文明是重要的人类遗产。”在这种情况下，其迥异于西方文化却并不滞后和保守的形象，充分展示了对西方单向度发展主义的针砭和警醒。事实上，不少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在思考人类社会如何走出困境、保持更健康安全的发展时，都表示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充分推崇。

当然，需要特别强调，自信绝不是自满，而是以充分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为前提。只有站在世界文化视野的高度上，才能认识本民族文化的价值，看到其不足，在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和碰撞中，不断吸收新的因素，对原有内涵进行扬弃性的批判和改造，并在不断的重构中更新和发展。所以，文化自信应该建立在与其他文化平等友好相处、相互尊重和学习的基础上。文化和文学都需要有开阔的胸襟和宽阔的视野，对外来文化和文学要虚心学习、借鉴和汲取。将它们融入中国现实和文化中，形成具有活力的有机整体，是当代文学经典建构的重要前提。如费孝通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强调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个性特色，并不是要代替或遮蔽其他，目的是让人类文化和文学世界更为丰富多彩。

从历史看，中华文化一直以善于学习和丰富包容见长。事实上，正是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使中华文化具备了充分现代转化的基础，构成了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前提。当代文学经典建构同样需要这种以内在自信为基础的开放态度。如孙绍振所说：“要拿出民族文化主体的自信、自尊，把中国古典诗歌生命的基因结合欧美现代诗歌的新的元素，自觉启动诗歌领域中西转基因的伟大工程”，充分的民族个性，多元的视野和方法，是当代文学经典建构的重要内容。

其次，建构当代文学经典需要有创造性的主体建设。

文化复兴的基本内涵，一是现实性。也就是以激活传统的方式，有效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促进社会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健康发展；二是世界性。就是能对人类文明发展有独特贡献，能够弥补或纠偏当前世界文化的不足，帮助人类更好地针砭现实和面向未来。要做到这两点，就需要有充分的创新性和主体性。创新性就是不因循守旧，它需要开放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也需要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继承和发展。让民族文化中具有生命力和创造性的精华因素，在与外在文化的相互刺激中进行新的创造。主体性就是以自己的个体环境和独特经验为基础，进行独立的思考，形成自己的话语，作出自己的探索和总结。当代中国所走的道路具有与自己传统和现实密切联系的个性特点，与西方国家发展模式存在很大不同。对此，中国文学和文化都要进行充分的思考和深入的阐释，为世界文化发展提供自己的独特经验，也为世界文学展现自己的创造性面貌。这种将现实针对性和世界普适性高度统一的文化和文学，自然会赢得世界范围的认可和接受，也就实现了民族文化的真正复兴。

当代文学经典建构也是如此。具体说，它的创新和主体建构要求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文学”的形象建构。就是要具有创造性的个性，在世界文学格局中构建起“中国文学”的鲜明形象。一个作家要显示出较高价值，必须要具有自己的独特创造性，在思想或风格上与众不同。同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只有在它表现出了认识世界方式或表现世界审美特征上的鲜明个性，才能赢得世界文学的充分尊重，呈现出独特的创造性价值。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看，所有的成熟的民族文学都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中国古代文学就是如此。中国当代文学如果能够形成自己的独特性和原创性特点，呈现出鲜明的面貌特征，为世界文学奉献出一个独特的“中国文学”形象，将极大地提升中国文学的地位和影响力，重现中国传统文学的辉煌。

二是建立融入民族文化内涵、又具有广泛普适性的文学评价标准。文学评价标准是时代文学作品的重要引导，决定着文学发展的潮流和方向，更是当代文学经典建构最重要的基础。所以，确立恰当的文学评价标准，对当代文学经典建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文学评判标准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也就是在各民族文学之间，存在一些共同的评价标准，但并非所有评价标准都是一致的。事实上，由于文化传统、语言差异等多方面的影响，文学评价标准的民族性差异非常普遍地存在。简单地说，一些反映民族精神、具有较强民族个性气息的作品，在民族文化和文学中具有很高的价值和地位，却可能不为外民族文学所认可。甚至说，那些深刻传达民族文化特点的作品，外民族读者理解和接受更具难度，认可度反而会比较低。所谓南橘北枳，任何文学评价标准都是由具体的文化所造就，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下，它们的适应度和价值意义都会受到严重影响。如果不充分考虑这种差异性和适应性，必然会导致评价上的误差。所以，我们在确立文学评价标准时，既应该遵循一些基础和共同的内涵，也应该具有一定的主体意识，结合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具体语境，融入中国本土文化的因素。

这其中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和辨析，无法一一展开，只是略举一例。各民族文学（特别是比较成熟的民族文学）都是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中发展的，它们之间有很多概念内涵都存在差异，对问题的理解和判断也都带有各自的文化特征。这时候，最需要的是求同存异，既努力寻求二者之间的相同点，又要保持其民族个性。比如在现代文学评价标准中非常重要的内涵之一人道主义就是如此。有些人认为人道主义完全是外来的西方文化概念，为中国民族文化所匮乏。其实并不如此。中国文化传统中也有以“仁”为中心的人文精神，孔子“仁者爱人”和儒家“民本”思想都是其集中体现，只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与孝悌、友信等“礼”的思想结合得很紧密，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内涵有所差异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承认人道主义在文学评价标准中的重要性，但又不应该完全依照西方文化的内涵，而是要融入中国文化的内涵特征，在这一前提上对文学作品进行衡量和要求。以孙犁作品的评价为例。孙犁的抗战文学充盈着人文关怀精神，但他对战争的理解却不同于西方作家只是纯粹的“反战”原则，而是既揭示非正义战争对人的伤害，又充分肯定家国情怀思想，在此基础上对保家卫国的战争英雄进行赞美和歌颂——也就是说，孙犁的文学创作也反战，但其方式却与西方文化传统不同。孙犁的这一思想是典型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以战止战”观念。如果我们局限于纯粹西方文化角度来理解人道主义，那么孙犁的战争书写似乎存在较多不足，但如果能够以更开放的态度、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来理解，就能对孙犁的创作作出更准确也更高的评价。后一种方式无疑更恰当。

最后，从文化复兴的高度来要求和建构当代文学经典。

当代文学经典建构对民族文化复兴有着重要意义，也需要从这一高度来认识。首先是要对当代文学经典建构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当前文化建设中，当代文学经典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当前中国科技媒体发达，以物质为中心的大众文化盛行，对主流精英文化构成了较大挑战。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也有益于社会文化。我们应该寻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和谐与平衡，而不是简单的对立。由于当代文学经典具有与现实关系密切的“当代性”特点，相较一般文学经典而言，它具有更多的雅俗共赏特点，可以作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沟通桥梁，更好地促进文化健康发展；同时，当代文学经典既承担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使命，又对其进行创新性发展，它也可以协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联系，在时代文化转型中有所作为。在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文学经典建构对民族文化复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非常有必要强化对它的建构工作，引导大众阅读当代文学经典，让其更充分地发挥社会影响力。

同时，还需要建构良好的文学经典生长环境，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文学批评生态。任何作家作品都是具体时代文化的产物，在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中，批评家、文学机构、文学史、读者等多方面的共同参与，都与时代文化氛围和文学观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建构当代文学经典，需要全社会的积极认可和参与，让文学作品在良好的文学生态中成长和发展。具体说就是在坚持文学当代性为中心的基础上，保持客观公正的建构立场，这对于在文学经典建构中具有关键作用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管理来说尤为重要，倡导开放、多元又积极向上的批评氛围，让当代文学经典健康顺利地建构，承担起民族文化复兴的历史使命。

当代文学经典是时代文学的范本，能够对整个当代文学产生重要的示范和启迪作用，推动当代文学的发展。所以，确立当代文学的经典品格、建构优秀的当代文学经典作品至关重要。只有如此，当代文学经典才能承担其民族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时代责任，当代文学界才能推举出全面深刻呈现中华民族个性的伟大作家作品，中国当代文学也才能够真正卓立于世界文学舞台，再现中国传统文学曾经拥有过的灿烂和辉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伟业贡献力量。

（贺仲明，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