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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如何书写社会史? ——关于厚圃长篇小说《拖神》

更新时间:2023-07-10 作者:林培源来源:广东文坛

长篇小说《拖神》(作家出版社,2022年)以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庚子事变等为背景,以“樟树埠”崛起和衰落为线索,呈现了近代中国潮汕平原的风云剧变。这部小说篇幅长达60万字,将主人公陈鹤寿在蛮荒之地白手起家的传奇和樟树埠(原型为粤东近代海运贸易港口“樟林港”)的开埠史铺衍得气势恢宏。作者厚圃曾获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2008年)和“岭南文学新实力十家”的称号(2011年)。《拖神》将笔触伸到近代中国社会史的内部,渲染了潮汕平原的三大族群(畲族、疍家、樟树村人)及其对应的民间信仰(三山国王、天妃娘娘、水流神)由抵牾走向共融的过程;同时,又将民俗活动(“拖神”)贯穿始终,借助魔幻现实主义的“人鬼神”视角,深描了俗世人心和人性的流变,重构了晚清潮汕乡土“官-民-匪”的社会结构。

双线叙事

《拖神》由13个章节构成,其中奇数章节摹仿“鬼神”(水流神、天妃娘娘和三山国王)的第一人称独白口吻,形成口语化、非叙事性的小说“插话”。譬如第一章《鬼迷心窍》的独白者便是以附在“柴头老爷”(水流神)身上的鬼魂(陈鹤寿的亡妻),而第二章《国王下山》则采用潮汕民间庇护神“三山国王”(清化威德报国王、助政明肃宁国王、惠威鸿应丰国王)的复数第一人称,以轻松戏谑的口吻品评陈鹤寿的水流神,揶揄多管闲事的天妃娘娘,甚至对“时间”发表一通“高见”。

此处的“独白”是古代小说“插话”的一种现代变体,它们创造性地转化了明代以降拟话本中的“插话”(入话、直接或间接评点、俚语等)传统,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对故事作出评点,因此生出“双线并进”的叙事特征。“独白”紧扣着“拖神”这一主题,它们披上神明外衣,透露出带有民间精神的知识视野和价值判断。比如第二章写到“三山国王”谈论时间:我们就说嘛,只有时间才是这天地间唯一的真神,天妃娘娘跟他比,可是蚍蜉撼大树……人们制造出日晷、沙漏、滴漏、火钟以至于自鸣钟等等,都是为了知晓存在与‘时间’的神秘关联,想方设法要把无形的“时间”变成有形的刻度,以分清现实与虚幻的边界。很难想象,“时间才是这天地间唯一的真神”会出自“神”之口,因此,此处“神言”即“人言”。

偶数章的作用就是完整叙述60年内发生的故事。这部分采纳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和奇数章形成呼应:主人公陈兴邦因为犯事而遭官府通缉,逃亡途中冒名顶替同窗好友(从此改名陈鹤寿),诱拐“表妹”暖玉逃至樟树湾,二人结为夫妻,共同开荒拓土,建立家园。陈鹤寿是个秀才,他足智多谋,口才了得。为了谋生,他斡旋于疍家、畲族两个族群之间,成为疍民和山民在江湾水墟进行货物交易的“中人”。后来,陈鹤寿又团结了诸多流落到此地的百姓,创立了樟树村。以此为肇始,小说基本遵循故事时间的先后顺序,依次叙述陈鹤寿供奉水流神、学医成为“走乡药郎”、联合村民造巨舟、遭遇海风潮和大饥荒、下南洋、创建南北船行、抗击海贼和农民起义军等情节。

《拖神》中奇数章承担的是“叙述时间”,而“故事时间”则由偶数章完成。此外,奇偶章所对应的非虚构和虚构文体将读者带入到价值冲突的场域,由此创制造出一种“意义的多声部”。

开埠史与社会史

《拖神》写到的民间的神明崇拜和祭祀传统对应着畲族、疍家和潮州土著构成的世俗社会,不论是水流神、三山国王和天妃娘娘,还是后来与这些本土神明争夺“主神”地位的“火帝”,背后是官方和民间既冲突又融合的社会秩序。

关于“樟树村这一世俗空间,小说写道:“以樟树村为龙头,六个村寨社为基础,在江堤附近打造八条集贮存、货运、交易为一体的货栈街,周边配套餐饮、住宿、娱乐等场所,形成对外辐射,吸引闽、赣、粤等多省多地物流交汇的商业网”,形成了“八街六社”的总体布局。作为樟树村(埠)原型,樟林在清代归澄海县管辖,是该县北部最重要的政治、军事和市场中心。樟林是粤东最重要的近代船行贸易港,清代咸丰年间,海上贸易性质发生了重大转变,加上汕头开埠和机器轮船的使用,樟林港随之衰落。《拖神》里樟树村由籍籍无名的江湾水墟演变为繁华港口的过程,正与这段历史重叠。

《拖神》不但写了樟树村的开埠史,还涉及了潮汕人下南洋的“心史”、社会史。比如《三杆帆》一节就将社会空间拓展到了“海外”,插叙了陈鹤寿在暹罗打拼的经历。借助这样的方式,一副广阔的东南亚、南洋生活画卷徐徐展开,其中既有“抓笔尾”画押签字被骗去马来群岛芭场(种植园)当苦力的华工,又有曼谷湄南河畔掌握了航运、商贸命脉的潮人华侨社会(由潮人同业公会、宗亲会、同乡会、慈善会、水客、侨批局等组成)。

瞿同祖认为,直到19世纪后半叶商人才被允许与士绅一道讨论本地事务(此后士绅与商人合称为“绅商”)。小说的两位主人公陈鹤寿和林昂即是这样的“绅商”,在顺风船行和南北船行分庭抗礼之时,他们不仅左右“地方”(村、埠)的公共事务,也握有对扰乱乡村秩序的流氓地痞生杀予夺的大权。尤其是陈鹤寿,他集英雄、士绅与商人的形象于一身。故事开始,他是被抛出科举制度和官僚体系的通缉犯,为了躲避追捕才逃到樟树村。后来他带领村民们造巨舟,是为了出海寻找一片“乐土”,以远离苛捐杂税和官府盘剥。陈鹤寿的这种乌托邦精神,隐含着与官方力量的拮抗,是实打实民间草莽英雄。

“拖神”与潮汕的精神伟力

《拖神》的背景是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其中对“营火帝”(包括火帝庙的建立)的描写明显与历史记录的时间不“吻合”。这是因为,“至迟到清代嘉庆年间,樟林已经存在着一个由火帝庙——各社社庙——各地头土地庙等构成的庙宇等级系统。乾隆年间(1736-1795)建立的火帝庙位于社区中央的商业街区‘八街’,归所谓‘八街商人’管理,在本地的传说中是一个由知县倡议建立的庙宇,具有全乡主庙的地位”。历史上,自宋朝以降,朝廷便大量册封南方土著的庙宇和神明,使之成为顺从朝廷“德化”与“教化”的象征,其中尤以被后代称为“天后”(或“妈祖”)的福建湄洲林姓巫女为代表。宋徽宗为潮汕地区香火鼎盛的三山国王庙题写匾额,也体现了宋朝对南方的统治策略(这一时期潮州地区也开始了大规模的“编户齐民”)。以此观照,为了凸显“拖神”的主题,《拖神》将盛行于澄海盐鸿镇(与樟林毗邻)的“拖神”嫁接过来,与“营火帝”并置在同一时空。

何谓“拖神”?它指的是潮汕民间(原型为汕头市澄海区盐灶乡的民俗活动)以人扳倒神偶、惩罚警醒神明的方式,祈求丰收富足,体现了彪悍和狂放的民风。小说里“火帝庙”是绅商(林昂)在官方授意下兴建的,目的是为了笼络樟树埠的民心,稳固乡村社会秩序;与之相对,陈鹤寿主导的“拖神”却透着“拆解”官方力量的反叛精神。小说就借“草头姐”之口道破了“拖神”的秘密:“你既造了神又和你那‘假表妹’创造了‘拖神’,从此后人的节日来临神的噩梦也就开始。神被拖下神坛,遭摔打撕扯践踏侮辱,人一下站得比神还高。”这也意味着,“拖神”暗合了尼采的“超人”哲学,试图传达“既能超越自我又能超越别人,打破一切旧框框以体现人的生命意志”的精神。

厚圃关于《拖神》的“创作谈”提及:“真正伟大的作品是有维度的,于时间的纵轴上能无限跨越,经得起时间的推敲和磨砺,历久弥新;于空间的横轴上能完全突破地域、民族、行业,反映人生和人性的共性,唤起普遍的共鸣;于意识形态的层面,能自由遨游,影响或改变人们的精神思想。”以此观之,在“时间的纵轴”上,《拖神》写了樟树埠“60年”的沧海桑田,在“空间的横轴”上则兼具本土与海外(东南亚),绘制了生动的近代潮汕平原社会史,在意识形态层面,则试图捕捉、呈现潮汕族群的精神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