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7日，广东重大现实与历史题材扶持项目签约仪式暨全省长篇小说创作推进会在广州举行。（资料图片）

从2019年到2023年，这五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五年。在这五年间，先后迎来了建国七十周年、建党一百周年和党的二十大。在这五年间，中国人民遇到了重重挑战，但最终以坚强的领导、坚定的自信、坚韧的勇气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第一次消灭了“绝对贫困”，成功抗击了全球性的新冠疫情，实现了经济的恢复与增长，并针对国外种种逆流，提出了中国方案，唱响了中国声音。这五年的新征程，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为文学创作指明了新的方向。

对于广东文坛来说，这五年也是极不寻常的五年。在这五年间，广东作家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讲好中国故事”的号召，坚持扎根生活，努力创作，推出了许多精品佳作。特别是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堪称大丰收。人们用“文学粤军重拳出击”来形容这五年的成绩。这五年的“粤军北伐”，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陕军东征”一样，都引起了全国文坛瞩目。

一、反映深广的内容

在这五年，广东作家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深入生活，撷取题材，推出了近百部长篇佳作。合而观之，这些长篇小说题材多样，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面。

广东曾是一片蛮荒之地，直到秦征南越，才纳入中国版图。张况的《赵佗归汉》（广州出版社2021年）再现了秦将赵佗征南越、建王国、并最终归汉的恢弘历史，发掘出了广东本土历史对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启示意义。

广东是中国重要的通商口岸，有着漫长的中外交流史。五年来，广东作家大量阅读文献，并深入实地调研，充分发掘了中外交流这一题材的意义。钟道宇的《仙花寺》（花城出版社2020年）以晚明时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驻足肇庆时与当地官员、士人和平民的交往为题材，第一次在小说中呈现了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交流的历史。林棹的《潮汐图》（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以奇幻的想象和大量文史资料为佐证，勾勒了一幅晚清时代的岭南风物图和中西交流史。陈继明的《平安批》（花城出版社2021年）讲述了潮汕人民下南洋当番客，在异国他乡艰难创业、并寄款回国建设家乡的故事。陈柳金的《彼岸岛》（中国言实出版社2022年）讲述了20世纪上半叶客家人背井离乡下南洋打拼的故事。

广东同时也是革命的策源地，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五年来，广东作家深入发掘党史、军史题材，弘扬红色文化，致敬革命先烈。王溱的《第一缕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农村少女阿四妹追寻广东第一个女共产党员高恬波走上革命征途的故事。陈华清的《竹魂》（花城出版社2021年）描写了大革命时期“南路江姐”钟竹筠为革命事业英勇就义的故事。张新科的《惊潮》（花城出版社2021年）讲述了李家姐弟和国民党反动派、日本侵略者斗智斗勇的故事，再现了“创建潮州地下党组织”“开辟粤闽赣红色秘密交通线”“凤凰山游击抗日”等重大事件。黄河文的《九龙嶂英雄》（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描写了土地革命时期九龙嶂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故事。庞贝的《乌江引》（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以红军长征时突破乌江为背景，书写以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为主力的中革军委二局，与国民党军展开情报战并最终获胜的故事，展现了一段保密已久的情报战史。陆伟文的《西海保卫战》（岭南美术出版社2022年）描写了抗日战争时期广游二支队在顺德县西海村抗击日寇的故事。

广东还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全国人民创业的舞台。魏强的《大凤来仪》（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描写谭志远在家电行业的创业史，展现了顺德在改革开放时代翻天覆地的变化。翰儒的《流年河》（花城出版社2021年）描述了客家山区一群六十年代出生青年的奋斗经历。莫华杰的《春潮》（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讲述了小镇青年紧跟时代趋势、抓住机会创业的故事。王溱的《同一片海》（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围绕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讲述了年轻人在横琴从事高新科技企业的经历。熊育群的《金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以广东江门赤坎古镇为原型，讲述了新时代对古镇进行大规模旅游开发引发的风波。吴君的《万福》（花城出版社2020年）以改革开放为背景，描写深圳万福村土著居民从逃港到回村的沧桑变化。

家族题材和成长题材一直是当代文学的硬核题材。郭小东的《十里红妆》（花城出版社2020年）是其“中国往事”五部曲的最后一部。这五部曲，通过一个家族的百年沉浮，从一个侧面再现了20世纪潮汕平原的风云变幻。《有竹人家》（海峡文艺出版社2020年）讲述了外婆的前半生故事，勾勒了20世纪上半叶梅县客家地区的历史面貌。魏微的《烟霞里》（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书写了一个出生于1970年的女性的成长史，同时也描述了一个小家庭及其家族的变迁史，以小见大地反映了中国从1970年至2011年的社会变革。厚圃的《拖神》（作家出版社2022年）以19世纪的两次鸦片战争为时代背景，描写陈鹤寿在汕头海边筚路蓝缕开创家业的历史。张伟棠的《商埠风云》（中国华侨出版社2022年）从清末民初一直写到改革开放，描写了王家在石塘镇落脚之后的家族史。陈玺的《珠江潮》（花城出版社2022年），讲述了狮门大户佘家在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向梅芳的《向家湾》（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讲述了一个家族五代人在20世纪的爱恨悲欢和人生传奇。郭建勋的《清平墟》（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以20世纪40年代至改革开放时期为背景，书写了以楚家三兄弟为代表的清平墟人的传奇命运。陈再见的《出花园记》（花城出版社2020年）写的是三个潮汕青年的成长故事。张黎明的《细妹》（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描写了细妹杨芊羽从2000年到2020年间的成长史，也间接反映了20年来细妹一家的生活史和深圳发展史。黄召晖的《师范生》（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年）以嘉应师范专科学校为原型，讲述了几个师范生的成长故事。

这五年间，粤菜题材日益走红。葛亮的《燕食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以叶凤池、荣贻生、陈五举、露露等为代表的几代厨人的命运遭际，生动诠释了“粤菜师傅”的传奇故事。《燕食记》除了展示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表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还深入发掘粤菜师傅背后的故事，巧妙地在厨房油烟之外展现了近代百年岭南的历史烟云。

音乐题材在当代文学中是一个罕见的题材。梁凤莲的《赛龙夺锦》（花城出版社2021年）是第一部表现广东音乐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讲述了广州番禺沙湾“何氏三杰”创作《赛龙夺锦》《雨打芭蕉》《晚霞织锦》《陌头柳色》等经典曲目的传奇故事，呈现了广东音乐流传百年的宏阔历史。

广东虽然整体富裕，但各地经济发展并不均衡，也有脱贫攻坚的艰巨任务。林永泽的《高山上的红杜鹃》（羊城晚报出版社2021年）再现了对口帮扶粤北山区红石村脱贫致富的全过程。吴奇兵的《与鹭共舞》（花城出版社2020年）描写了香山市干部在赤丰县桃河镇（即海丰县陶河镇）扶贫的故事。

还有一些作家选择了都市题材，书写都市人的感受。墨心人的《他的忧伤你无法抵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0年）写的是深漂青年唐璜在深圳的奋斗与困境，写出了其心灵深处的“喧嚣与骚动”。杨争光的《我的岁月静好》（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书写的是现代社会的各种烦恼和主人公对都市生活的哲理思考。此外，还有钟二毛的《有喜》（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择取了生育题材，讲述四个不同的家庭尝试种种办法终于“有喜”的故事，郝周的《白禾》（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年）描写残疾儿童的成长。

概而言之，从题材上看，广东文坛这五年的长篇小说，可以说是全面开花。广东作家积极回应时代的要求，反映了生活的“深”与“广”，因此给人以“厚重”的感觉。

二、展现文化的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故事的魅力植根于独特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是中国故事走向世界的名片。”广东文坛的这五年的长篇小说，大都具有讲好故事的自觉意识，它们用悬念牵引、戏剧冲突结构故事，并在讲故事时倾注感情，因此能吸引读者，并引起读者的共鸣。更为关键的是，其中的一些优秀之作，将故事的魅力植根于独特的中国文化，在小说中注重展现中国文化的风采，这就使得它们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

饮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审美观念和中医营养学密切相关。葛亮的《燕食记》正文十六篇加上“引首”，每一篇开头都征引中国文化古籍，从《周礼》到《论语》，从《广东新语》到《南方草木状》，从袁枚的《随园食单》到朱彝尊的《食宪鸿秘》，从李渔的《闲情偶寄》到红杏主人的《美味求真》，打造了一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盛宴，营造出浓郁的文化氛围。《燕食记》被评论界誉为穗港的文化名片、湾区的文化名片、中国的文化名片，良有以也。

魏微的《烟霞里》展示了中国的世情文化。这里有空间方面的，如李庄的农村习俗、青浦小城的氛围，还有江城与广州的双城对比。作者在不同地域生活过，对各地世情的差异深有体会，如作者对“务实、淳朴、荣辱不惊”的“广州味”的把握，就颇为会心；还有时间方面的，小说善于捕捉时代气息，对八十年代那种“太多新鲜事儿、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氛围，对90年代那种“荷尔蒙集体爆发”“那种自由感、解脱感、年轻旺盛感、想去创造、想去犯规”的“活力”，作了准确的描述。《烟霞里》既展示了地域文化，也展示了时代文化，具有双重的文化特色。

《赛龙夺锦》是广东音乐的名曲，由广州番禺音乐家何柳堂创作，表现龙舟竞渡的热闹情况。《赛龙夺锦》在中国传统的丝竹乐器之外，增加了唢呐和打击乐器，借鉴外来作曲技巧，大量使用模进和变形等手法，具有浓郁的广东音乐特色。梁凤莲在同名小说中，倾注了对岭南音乐尤其是音乐人精神气节的赞赏之情，她在文中写道:“如此美好的故园，万物丰茂、草长莺飞，何家八百年来就在这片土地上春种秋收，怎么可能就流离失所了？要有信心！”这既是对何家的认可与鼓励，也是对中国文化的信任与期待。

下南洋的广东人，在国外定期将钱银寄回家里，作为生活费用，同时会附上一封信报平安，这就是“平安批”。2013年6月19日，分布于广东潮汕、珠海、中山、阳江、江门，福建漳州、泉州、厦门、福州以及海南海口、文昌、琼海、万宁等地的20多万侨批档案正式申遗成功，成为“世界记忆遗产”。陈继明的《平安批》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进行了深入发掘，小说引用了大量“平安批”原文，让人具体感知到“平安批”中蕴含的家国情怀。

郭小东的《十里红妆》以潮汕地区为故事背景，小说打开了潮汕文化的“百宝箱”，对潮汕地方的民俗文化作了详细、精确的描写和介绍。陈再见的《出花园记》，书名就具有潮汕特色。“出花园”是潮汕地区一种特殊的成人礼俗。厚圃的《拖神》，借用潮汕地区特有民俗活动“拖神”命名这篇小说。拖神，是潮汕人在农历二月二十二举行的一种游神活动，是潮汕地区特有的民俗活动，潮汕人以扳倒神偶、痛打神偶的方式，惩罚警醒神明，祈求来年丰收富足。别地的神都得供着，谁也不敢亵渎，但在潮汕地区，人们将神游行示众，痛打一顿，以求让神感受人间疾苦，保佑人间幸福，这种独特的敬神方式，充分体现了潮汕人敢打敢拼的剽悍民风。这种独特的民俗文化，这种独特的民风，正是潮汕人敢于闯荡天下的底气和动力。

林棹的《潮汐图》，大量运用粤语，还插入了广州地区的咸水歌、粤谚、民谣，同时也描写到疍家的一些独特民俗，还展现了澳门那种中西合璧的文化图景。熊育群的《金墟》也充满了丰富而有趣的岭南民俗细节，如关于净地仪式的描写，就非常有意思。

还有不少长篇小说展示了广东本土的风俗民情。如魏强的《大凤来仪》，在书写主人公创业史的同时，也描绘了顺德的美食、早茶、新年习俗、千人宴、竞投灯等，十分详细生动。张伟棠的《商埠风云》展示了珠三角古镇的老街、老榕树、古码头和地方风土人情。向梅芳的《向家湾》中，粤西地区的风物与风情随处可见。陈冠强的《有竹人家》，描写了客家地区的围屋、山歌、饮食及各种礼节仪式，洋溢着鲜明的客家文化气息。陈柳金的《彼岸岛》也呈现了富有客家民间风味的生活图景。郭建勋的《清平墟》、陈玺的《珠江潮》也有浓厚的岭南文化氛围。

吴君的《同乐街》和张黎明的《细妹》，都以深圳为背景，既写出了岭南传统的韵味，也写出了现代化大都市的特色。

一段时期内，广东曾给人以“文化沙漠”的印象。应该说，广东文坛这五年来的长篇小说，以浓郁的文化气息，高尚的文化品位，在中华文化园地内竖起了岭南文化的旗帜，令人对岭南文化刮目相看。

三、创造崭新的形式

对于长篇小说来说，有了好的内容，还得有好的形式，这样才能相得益彰。形式的创新，给了长篇小说作家很大的压力。令人欣慰的是，广东文坛这五年的长篇小说，不少创造了令读者眼前一亮的崭新形式。

比如葛亮的《燕食记》，借鉴了中国古词的形式，将全篇分为引首、上阕和下阙。这一形式设计，表明葛亮把小说当作词在写。词，曾被称为“诗余”。诗一般句式整齐，格律严谨，较为紧凑；词则句式长短变化、参差错落，流转荡漾。词比诗更多变化，更精微，更纤巧，更曲折，因此更适合表现那种含而不露、欲言还休的“幽约悱怨不能言之情”。《燕食记》上阕共九章，下阙共七章，从香港同钦楼的兴衰讲起，一路娓娓道来，由香港的茶楼追溯到广州的食肆酒家，最终又由同钦楼的落地香港，以男主角“叛逃”师门改做上海本帮菜为引，牵出香港百年来同广东、上海的同气连枝、一脉相承。整部小说，故事情节颇多流转，抒发的情感相当精微，作家的笔墨也非常纤巧，风格确实像“词”。

《烟霞里》借鉴使用了史书中的编年体，以时间为线索，从1970年写到2011年，每一年为一章，共写了41章。众所周知，编年体是史书的一种体裁，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编年体这种形式，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能给人以明确的时间观念，容易反映出事件发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还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但是，编年体不能集中叙述每一事件的全过程，难以记载不按年月编排的事件，也不易集中塑造同事件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形象。如果用编年体来写小说，很容易把故事讲断，并割裂人物。魏微在借鉴编年体之时，也改造了编年体。她运用文学的闪转腾挪手段，运用回叙、补叙、预叙等叙事手法，把不同时期的事件措置一处，使事件相对集中。在每一年中，又以一个人物为中心展开叙述，便于塑造人物形象。运用改造过的编年体，《烟霞里》将41年来的国家大事与个人生活编排在一起叙述，实现了个人与时代的对话与映照。

《拖神》采取了“多声部叙事”，奇数章节采取鬼神的视角进行叙述，如第一章、第七章、第十三章以女鬼如花的视角进行叙述。第三章、第九章以三山国王的视角来叙述，第五章、第十一章以天后妈祖的视角来叙述。偶数章节则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讲述人间世态、世事、世情。人、神、鬼的多声部叙事，拓展了小说的叙事时空与维度，为小说提供了游刃有余的讲述空间和想象空间，同时，这些视角彼此审视、生成了多音齐鸣、众声喧哗的效果。读这部小说，如聆听一场“交响乐”。在这部小说中，万物有灵，世间事、人鬼情，彼此交融，不仅彻底打破了鬼界、人界、神界之间的区隔，并将历史、现实、神话、梦境融为一体，制造出五彩斑斓、意味无穷的艺术效果。

《潮汐图》采取了崭新的叙述视角。这篇小说描述了一只珠江水域的巨蛙，周游广州、澳门及西欧的传奇经历，小说以巨蛙为叙述者，由巨蛙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作者自陈，《潮汐图》最初想写的是19世纪早期的广东女性，不过当时女性社会地位低下，活动范围也有限，因此便以两栖动物“蛙”为主人公，来突破空间的界限，更加自由地呈现故事。以动物视角来写长篇小说，虽非林棹首创，但仍具有一定新意。以巨蛙为叙述者和主人公，使这部小说产生了一种独特的陌生化的审美效果。

钟道宇的《仙花寺》设置了双主人公，不仅让利玛窦用第一人称讲述故事，也让瞿太素（其中一章是徐光启）用第一人称观察利玛窦的言行。第一人称叙事本来就能制造出一种亲切真实的感觉。双第一人称的使用，更具有合理性。因为在中西交往中，交往双方对彼此的来历和心理都并不知晓，对每次交往的过程进行各自表述，比单一角度的叙述更能呈现出事件的全貌。《仙花寺》创造性地使用双第一人称，为历史小说创作趟出了一条叙事新路。

熊育群的《金墟》，聚焦“赤坎墟”成为“金墟”的前世今生，采取非线性的交叉叙事，按照奇偶数的小说章节，分别讲述司徒文倡民国时期的建城经历以及司徒誉现今主持的古镇振兴工作，这种交织穿行的叙述策略，串起了一座城与两代人，使得发生在不同时空的故事，构成了一种遥相呼应的效果，给人一种时空穿梭之感。

吴君的《万福》讲的是一个村庄的故事。全书没有设置唯一主人公，而是让阿惠的外婆、阿惠的大舅、阿惠的老母、阿惠的小姨、阿惠等人物轮流担纲，从他们的视角讲述故事。这种叙事设计符合生活的“网”状结构，具有一定新意。郭小东的《十里红妆》，以二十四节气为每一章的章名，也给人以新奇之感。

长篇小说创作的难度，现在越来越表现在形式上。这五年来，广东作家在长篇小说的形式创新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因此引起文坛热议。

四、结语

总的来说，这五年来，广东文坛的长篇小说创作屡创佳绩，涌现了《燕食记》《烟霞里》《平安批》《拖神》等一批精品佳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我们相信，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发展战略，广东作家将获得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期待广东作家牢记创作人民史诗的雄心，锤炼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中，谱写出体现这个时代的风貌、抵达这个时代的精神高度的崭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