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得2018年，周齐林携散文集《少年与河流》作客“庐陵会客厅”，年少青衫薄，意气风发。接下来的几年，陆续收到他寄来的作品《大地的根须》《跪向土地》，我知道他的创作母体，依然是对故乡和南方工业生活的思考。

这些年，他忙于结婚生子，忙于写作与生活。最近读到他的新书《老漂一族带娃记》，一个个鲜活而动人的“老漂”故事里，疼痛与温暖、悲悯与沧桑，无不令人动容。我知道，这一次，齐林的写作进入了全新境界。

在城乡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之下，在巨大的水泥森林里，对于老漂一族，何处才是他们的“吾心安处”？以下是记者与周齐林的访谈。

记者：齐林好，《老漂一族带娃记》戳中了许多读者的泪点，也唤醒我们对“老漂”一族生存困境的重新审视与理解、怜惜与悲悯。你用非虚构手法真实记录他们的生存状况，说说你眼里的老漂一族吧！

周齐林：这本书出版后，收到许多陌生读者的反馈，一些读者在读完全书后通过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加到我微信，说读了很感动，几度落泪。记得有一个读者是浙江人，她在上海帮儿子带娃八年，读了这本书之后从我的微信公众号得到我的联系方式，还特意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感谢我写下老漂这个群体。这样的反馈在我以往的写作中是没有的。这对于作者而言是最大的肯定。细读这些留言让我感到很温暖，觉得当初写这本书，为老漂这个被遮蔽的群体发声是值得的。

相比于北漂、深漂，“老漂”对于许多人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字眼。但关于老漂的场景大家却十分熟悉。在城市的各个小区，经常会看见许多老人推着婴儿车或怀抱着婴儿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唠家常，也有一些性格比较孤僻或者不太会说普通话的老人独自带着孙子或孙女，围绕着小区一圈又一圈地转圈，直至暮色完全覆盖，才往回走。这些老人来自全国各地，身份年龄也各异，有五十出头的，也有年过七旬的，更甚者有年过八旬的；有种了一辈子地的老人，也有刚从体制内退休，每个月有退休金的老人。

一个写作者与一个题材的相遇是一种缘分，我写这本非虚构《老漂一族带娃记》源自我的亲身经历。我的父母也是老漂的一员，亲身经历所带来的疼痛和困惑激发了我的创作欲望。我从自身的困境里看到了他们命运的倒影，也从他们的命运里看到了自己生命的镜像。我试着去融入这个群体。从起初的礼貌性打招呼问好，到后来的逐渐熟悉，彼此诉说着各自家庭的烦恼和困境，他们的故事迅速在我脑海里扎根下来。

国内有1800万老漂，其中专门来带娃的有近八百万，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作为80后，回顾过去会发现，20世纪90年代，父母在农村把我们抚养成人，几十年过去的今天，还是这一代人，她们拖着年迈的身躯，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给我们带孙子孙女。一个孩子的出生，把三代人聚集在一个房子里。

迁徙早已成为常态，老漂现象在城乡快速一体化的当下更为集中、更为突出。

记者：读完之后，一股沧桑与凝重感渐渐弥漫于胸，所以这是一本严肃的书，寄予了你怎样的责任与担当？

周齐林：我不是刻意去写这本书这个群体的，而是自己身处其中，母亲年迈而疾病缠身，没人带娃所带来的撕裂感让我如鲠在喉，我是有感而发。身边与我处境相似的朋友很多。责任和担当谈不上，只是心里有话要说，不吐不快，这是我最初的写作动机。尤其当我身处其中，那种切肤之痛愈发强烈，感触更深。但当我一个个去采访，跟他们聊天，唠家常，慢慢深入这个群体，我心里慢慢有了想好好写完这本书，写出这个被遮蔽的命运的念头。

记者：这本书里，你写了自己的母亲、婶婶、姑姑等亲人，还做了一些田野调查式的采访。虽是非虚构写作，但还是有一些小说的写法。非虚构写作难在哪里？谈谈这次非虚构写作的经验与感受。

周齐林：非虚构写作我觉得难在田野式调查上。当然在当下写作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写什么，选材也尤为重要。当确定好一个素材后，如何深入，捕捉到丰富而动人的细节，尤为重要。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似的采访很容易浮于表面。只有静下心来，摒弃浮躁，做足脚下功夫，才能写出好的东西来。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我这次采访做得好。

写《老漂一族带娃记》时，我除了重新去走访自己的亲朋好友，还去东莞的一些镇街采访了一些老漂妈妈。东莞横沥有一个老漂妈妈群体，起初，当地妇联向我推荐了四五个家境比较好的有退休金的老人过来接受采访。深入了解一番之后，发现故事有些平淡，后来问她们可否推荐一些没有退休保障的老漂妈妈过来接受采访。她们毫不犹豫地帮我联系了七八个。

这七八位年过七旬的老人背井离乡来到东莞带娃已十多年。其中有五个讲到自己带娃的故事禁不住泪流满面，一个是重庆人，她老家的木制老屋在十年前的一次暴风雨中早已坍塌，老伴前几年因老年痴呆症离世，她想回老家却又回不了。我问她准备何时回老家时，她忽然沉默了一会儿，而后看着我说道，等我死了，让我儿子把我和我老伴的骨灰一起带回老家。这句话如一根针一般刺疼了我。当初，她和老伴是欢欢喜喜，满怀期待来到这里的。说完这句话，一滴浑浊的泪从她眼角溢了出来。一股命运的苍凉感深深击中了我，让我感到深深的忧伤。她们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看着她们沟壑纵横的脸和树皮般的皮肤，我脑海里就浮现出我母亲的身影。

除了采访这些老漂妈妈，我也去采访了十几个育婴师。大部分育婴师很忙，我说接受一次采访给两百块钱红包时，她们才答应接受采访。育婴师是这本书的一个延伸。

记者：你从早期书写自我困境到如今书写他者困境，你和你的书写都变得辽阔了。你认为这本书会是一个分水岭吗？我知道你大学毕业后就去了广东东莞一带，打工、写作、教书，一晃也有十多年了，你的写作题材也在乡村与工业社会中切换。你如何看待你的书写？

周齐林：不是一个分水岭，只是因为这本书是集中去写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相对会更加显眼一些，给大家造成这样一个印象。

我出生在永新文竹镇，那是我的胞衣之地，是生命的根所在。2007年大学毕业后来到东莞，至今已18年，东莞自然成了我的第二故乡。一直以来，我的写作都是围绕着这两个地方展开。故乡始终是我创作的源泉和动力，身处异乡，夜深人静之时，闭上眼，故乡的人和事便浮现在我脑海里，遥远而又清晰。我如刻舟求剑者，在记忆之舟上刻下深深的印痕，却不知时光已流逝多年。我对故乡的记忆停滞在2004年之前的那些时光里，2004年之后，我去读大学，而后在外面流浪谋生、频繁搬家，从这里搬到那里，直至在某个小区定下来，但心却是飘着的。

在我的潜意识里，回家是回永新文竹那个家，而下班后回的则是小区。潜意识里，老家才是真正的家，是生命的根须和血脉所在，而我居住的地方，只是钢筋混凝土筑就的房子。这种疏离感具有普遍性。我曾在散文《忧伤的土地》里写到办理完户口迁移手续后的感受：客观上，户口的改变，意味着从某种程度上，我与故乡断了关系。我盯着新的身份证默默发呆。身份证上的住址清晰地写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西平宏伟路，而我的身份证号前六位依然是362430，这是永新的代码，它清晰地指明了我无法更改的来处。这个细节让我烦躁的心忽然变得安静下来。我小心翼翼地把身份证揣在裤兜里，仿佛揣着整个故乡，揣着故乡的土地。

故乡是一座富矿，值得我这样的写作者去深挖，特别是在城乡快速一体化的当下，乡村所呈现的复杂度和孤独感令人震惊。

其实我一直在写故乡，写这四十年来，故乡那块巴掌大的土地上那些人的命运变化。故乡一直在变化，它在崛起，也在沦陷。我写命运变化的一面，也写不变的一面。我写自己的故乡，也写别人的故乡。我祖父祖母在村庄里生活了一辈子，从未离开；我的木匠父亲在外谋生了大半辈子，暮年又带着一身的疾病回到熟悉而又陌生的故乡，命运让人心生恍惚。我虽扎根下来，但时常被一种浓郁的疏离感淤积着。我的孩子在这个城市欢快地奔跑，她已把这里当作了第一故乡。离乡、返乡，频繁往复，如钟摆般，直至苍老，是一代代人的命运。

《老漂一族带娃记》依然是写故乡的人和事，当然，我不仅写了自己的故乡，也写了他者的故乡，他们的命运是相连的。写作就是构建自己文学意义上的精神故乡，当我在写他者的命运时，我常把他们放在故乡那块熟悉的土地上来写。

故乡如一滴水映射出这个世界的模样。我想写出故乡就是写出这个时代，这个世界。

记者：日暮相关何处是？对老漂一族，你认为社会应该做些什么，来让他们找到自己的归处与“吾心安处”？你有怎样的思考与答案？

周齐林：面对复杂的现实，常有一种无力感。老漂这个群体背后涉及养老、医疗、家庭代际冲突、教育、生育等诸多社会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截至2023年底，国内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接近3亿，领退休金的才1.4亿，也就一半不到。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生活在农村的60岁及以上人口1.2亿，占农村总人口的23.81%，比城镇高出了7.99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在农村地区，几乎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位60岁以上的老人，农村养老问题比城镇严峻得多。2024年,国家对农民基础养老金已经上调。当这群养老保障堪忧的老人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带娃，他们的医疗、养老、精神会遭受更残酷的冲击。老漂一族的“吾心安处”，可谓任重道远。

作者简介：周齐林，永新文竹人，现居东莞。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41高研班学员、第四届青年作家培根工程入选作家，广东文学院第五届签约作家，曾获第三届三毛散文奖、第四届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著有小说集《像鸟儿一样飞翔》，散文集《被淘空的村庄》《少年与河流》《大地的根须》《跪向土地》，长篇非虚构《老漂一族带娃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