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的大众文艺应该是最复杂的一个场域之一，关于大众文艺运动及其争论曾几度成为热潮。

一方面，大众文艺有通俗文艺的含义，它的市场化和消费性特征，在普通消费者那里有庞大的群体。流行音乐、通俗歌曲、畅销小说、商业影视、网络文学、动画漫画、网络游戏、综艺节目等，一直在主管部门和学者的视野之中。讨论的态度大多相互对峙壁垒分明。

大众文艺和人民文艺不是一回事。

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周扬的报告，周扬是带着胜利者的骄傲和丰富成熟的“工农兵文艺”经验走向会场的，他的报告充满了无可怀疑的自信。他主要阐述的是“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从文艺的主题、人物、语言、形式、思想性、艺术性、普及和提高、改造旧文艺、建立科学的文艺批评等方面，系统地表达了对“新的人民文艺”的理解。

“新大众文艺”从创作实践到现象的提出，是一种文艺观念变革的表征。它是对普通人参与文艺创作的一种积极回应、肯定和支持。它意味着文化权力的重新配置。

文化权力是指在社会文化领域中，某个群体、组织或个人所拥有的能够影响、塑造和控制文化生产、传播、消费以及文化价值观念形成和发展的能力与力量。

“新大众文艺”观念重新确立了普通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特别是在文艺创作中的地位。这主要表现在，首先是创作主体平民化。“新大众文艺”以普通大众为创作主体，他们是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而非专业文艺创作者，仅凭借个人对文艺的热爱和兴趣，利用现代技术和媒介参与文艺创作。

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也可以称为“新大众”；在内容方面，这一运行态更贴近生活，作品内容更鲜活生动，题材更广泛，涉及日常生活更丰富多彩，也更具有鲜明的个性，更真实地反映出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新大众文艺”，在创作过程中更加注重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同时也能够根据受众的反馈及时调整和改进作品，形成一种自发自主、自娱自乐的创作氛围。

“新大众文艺”的喷薄而出，将会重新定义文艺创作。它可能将专业作家或精英知识阶层独享的文艺创作权力，与普通人分享，确认普通人创作的主体性和自主性。

2020年11月某一天，在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群里，有位教授转发了歌手王琪创作的《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的音乐视频。然后群里很多人一遍遍地转发。那一夜，是当代文学界的大众文化的狂欢节。我还没有见过这个从事“高端”文学研究的学术群体，对一首典型的大众文化歌曲如此地倾心。

2021年8月19日，洪子诚老师突然给我发了一个音乐视频罗大佑的《明天会更好》，并留言“一起回到明天”。蔡琴、苏芮、齐秦、费玉清等明星歌手把我带进了久违的上世纪80年代。后来包括刀郎的演唱会，快递员王记兵的诗歌，北京皮村的素人写作等，在知识界都有广泛的认同。

需要注意的是，包括音乐、歌曲在内的“新大众文艺”创作，和传统的专业文艺工作者正在形成互补关系，而不是竞争或挑战关系。

专业作家也可以成为“新大众文艺”的一部分，他们有深厚的专业素养和经验，如果能够放下身段学习“新大众文艺”新经验，从中获得新的灵感和情感方式，专业作家也会以新的面貌获得更广阔的天地。而且，那些有眼光的专业文艺媒体，正在试图改变传统的生产传播方式而另辟蹊径。

“媒体正在成为一所大学”是一个洞见。我们得承认，媒体教会我们许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它对我们的观念和日常生活的支配力日益显著。但是，“新大众文艺”也正是因为有了全媒体作为载体，才有可能实现普通人对文艺创作的全面参与。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大众文艺”的出现，既是文艺观念的变革，也是科技革命助力的必然结果。作为一个新的文艺观念，“新大众文艺”将会引领文艺创作向着更开放、更多元也更生动的境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