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东莞素人写作者的涌现受到广泛关注和热议，普遍认为，“素人写作”是“打工文学”发展到新阶段的表现。作为“打工文学”的实践者，和东莞“素人写作”的支持者，我想从“打工文学”到“素人写作”的同与异谈一点浅见。

众所周知，“打工文学”这一概念自提出伊始就饱受争议。四十年来，争议聚焦在两个点，一是“打工文学”的艺术水准，二是“打工文学”概念的准确性。以至于，广东的文学工作者形成了某种心结，说起“打工文学”总显得不那么自信。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四十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民工潮”而兴起的“打工文学”，在争议与质疑声中，一直在忠实地记录着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劳动者的生活。从上世纪80年代写下《深夜，海边有一个人》的林坚，到90年代写下《我们INT》的张伟明，到新千年后的王十月、郑小琼、塞壬等，再到现在蔚然成风的“素人写作”，大众拿起笔书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一直是广东文学的重要特色。因此，在新大众文艺的视野下观察当下的中国文学，广东、东莞自然极其具有代表性。

我们都知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的文学，必然要回应这一时代最具体的社会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数亿农民离开故土来到广东，用廉价的劳动力托举起中国制造，无疑是过去40年来广东最广阔的社会生活；因而，城市化进程，也是这四十年来中国最广阔的社会生活。文学记录这一进程中数以亿计的打工者的喜怒哀乐自是应有之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没有“打工文学”，将是中国文学的严重缺失。当然，主流作家早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贾平凹的《高兴》、王安忆的《民工刘建华》等，都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到了这些普通的进城务工者；20年前的底层文学热，也是基于对这一广阔现实的文学回应。但这种基于他者的观察，和身在其中者的体验自有其本质的不同。“打工文学”更具备新大众文艺的特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打工文学”可视之为“新大众文艺”的先声。

作为一名“打工文学”的创作者，我到《作品》杂志任编辑之后，本着对打工者朴素的感情，一直特别留意来稿中的“打工文学”。但较长一段时间，我是有些不满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读到的“打工文学”，和林坚、张伟明，甚至和我本人笔下的打工生活并没有太多的变化。直觉告诉我，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必定有不一样的“打工文学”。但这是怎样的“打工文学”，我并不能提前规划，只能期待从来稿中发现。现在，我终于欣喜地看到了这个变化，就是我将要谈论的“素人写作”。

有人也许会问，“打工文学”和“素人写作”究竟有什么不同？特别是东莞的这些素人写作者，他们中大多数依然是打工者，他们写下的依然是打工的生活，为什么不将他们的写作称之为“打工文学”？“素人写作”是不是换汤不换药的命名游戏？哪一个作家在成为大众熟知的作家之前不是素人？事实上，当《作品》杂志开设“素人写作”专栏时，我们的编辑也有这样的疑惑。我对编辑们说，“素人写作”栏目发稿有两个要素，一是写作者是文学圈外人，二是他们所写的是他们最熟悉的、有自身生命体验的、带有鲜活职业特点的题材。

现在，我想继续就“打工文学”和“素人写作”更为本质的不同，谈一点我的观察和理解。在我看来，“打工文学”和“素人写作”最大的不同，在于二者对城市的认同感，如果说“打工文学”是“他乡叙事”，那么东莞新涌现的“素人写作”，则可称之为“我城叙事”。

我们知道，上世纪90年代，“打工文学”最著名的一部小说是《别人的城市》。一度，“别人的城市”这个小说标题成为了流行短语，它准确地概括了那一时期打工者对城市的心态。2000年，我在打工期刊《大鹏湾》做编辑，主持两个栏目，一个叫“人在他乡”，一个叫“故乡的云”。这是《大鹏湾》最受欢迎的两个栏目，也是来稿最多的两个栏目。从这两个栏目名不难看出，当年的打工者，对所打工的城市普遍没有归宿感和认同感，我们不以城市建设者自居，我们身在城市、心在农村，身处他乡、心怀故乡。从心理上，我们自觉地将自己当成城市的过客，就像郑小琼的诗中所写，“风吹走了一切，我剩下的苍老，回家”。在“打工文学”中，打工者是无根的浮萍，我们知道，终有一天我们会回到故乡。正如张伟明的《我们INT》，INT是电子厂的质检术语，意指接触不良，这部小说表达的正是农民脱离土地成为工人后对工厂和城市的不适应。人在他乡的漂泊感，是当时打工人的一种普遍情绪。在当时，广东几乎所有的电台都有诸如“人在他乡”“出门人”“城市屋檐下”之类的节目。而当时，我们打工的城市，也没有将打工者当成是“自己人”，打工者被称之为捞仔捞妹、北佬北妹、盲流、三无人员、农民工等。很长一段时间，打工人在城市生活，需要一张暂住证，他们是暂时在此居住的人。可以这样说，“打工文学”最大的母题就是“人在他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化，城市开始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这些打工者，以东莞为例，打工者被称之为“新莞人”。正是这种包容与接纳，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打工者的心态，从而改变了“打工文学”。同样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者，同样在城市里劳作，东莞近期涌现的素人写作者笔下，“人在他乡”不再是广为书写的母题，也不再是普遍的情绪，甚至基本看不到这种情绪的表达。在王瑛的《清洁女工手记》中，作者写下的是清洁工的生活日常，她关注的是“人”，而不是“外乡人”。从“外乡人”到“人”，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同样，夜晚摆摊做烧烤的女诗人温雄珍，她的诗中也鲜有漂泊主题；在石材厂工作的诗人曾为民，他专注于对石头的热爱与书写，创作了几百首以石头为主题的诗歌，但他更多展现的是对生命和美的思考。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外乡人”还原成“人”，他们的笔下，东莞、深圳不再是“别人的城市”，而是自己的城市。从“他乡人”到“人”，从“他乡”到“我城”，这绝不是文学的自觉，而是现实生活的感受使然。

我们还可以做以下对比：

“打工文学”的故事发生现场主要聚集在工厂、城中村，事件主要聚焦在找工作、工伤、劳资纠纷、查暂住证这一类相对激烈的冲突上，“素人写作”书写的生活场景更加多样，他们走出了工厂、城中村，走向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打工文学”更专注于“生存”，“素人写作”更专注于“生活”；“打工文学”直接、热烈、重视主观疼痛感，“素人写作”委婉、平和，重视客观日常化；“打工文学”多是紧张的，人在他乡的迷茫、安全感的缺失、前途未卜的忧心、劳资关系的严峻、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等等，造就了“打工文学”他乡叙事的精神底色，而“素人写作”的时代背景与当年大为不同，当年的诸多问题如今已不再成为问题，而今天的打工者面对的问题，已经和城市居民没有根本上的不同，至少今天的打工人面临的问题，和本地人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泾渭分明。如果说改革开放40年来，广东文学从“打工文学”到“素人写作”的变化，是从“他乡叙事”到“我城叙事”的变化，是从关注“外乡人”到关注“人”的变化，那么，从本质上来讲，这也是中国这几十年来，人们从对物质丰富的向往，到对精神丰盈的追求最真切自然的呈现。

另外，作为有30年写龄和20年编龄的文学从业者，我之所以在阅读这些素人的作品时会感到眼前一亮，不仅仅是因为素人写作者笔下所呈现的生活，更重要的是素人写作者普遍呈现出来的那种不为文学而文学的写作状态。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受“纯文学”观念的影响，我们的文学已经变得越来越小，路越走越窄，这些素人写作者也在提醒我，要时刻保持一种素人写作的状态——忠于生活、忠于自我。

（作者系《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