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东西北诗歌”无疑是一个地方性的诗歌概念。地方性与地域性不同，地域性偏重于自然地理空间性和地理文化的同一性，往往指向“某个”独特的地方及其文化；地方性则有两种不同的基本含义：一是强调与“中心”的空间分立。这一方面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下显得特别明显，比如与北京相比，所有省份都是“地方”；与省会城市相比，各地级市、县以下都是“地方”。而“中心”既是政治中心，同时也必然是经济、文化中心；地方则在各个方面都处于“边缘”。二是由于历史原因，从行政角度进行的空间划分，它可以考虑地域文化的因素，从而包含部分的地域性，也可以不考虑地域文化的差异。比如广州虽然是广东省会，但也是广东的一个“地方”；清远市的某些县，曾先后属于广州、佛山管辖，20世纪80年代后期划归清远，从而先后属于不同的“地方”，但其地域文化特点在很长的时间内不变。所以“地方”相比“地域”，是一个更具有动态性的概念。

“粤东西北”（包括粤东的梅州、汕头、潮州、揭阳、汕尾、河源，粤西的阳江、茂名、湛江、云浮，粤北的韶关、清远，共12个地级市）只能理解为地方性概念，而不是地域性概念。虽然从大范围讲，它们同属于岭南，但各地文化差异颇大，从语言到生活习俗都是如此。大体上，“粤东西北”过去是相对于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而言，其形成原因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造成的省内的“中心”与“边缘”之别；在“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粤东西北”的概念则相对于“大湾区”而存在，其形成原因是受更高层次的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所以讨论“粤东西北”诗歌，主要是相对于“大湾区诗歌”而言；在“粤”的范围内，则仍然可视为相对于“珠三角”诗歌（包括广州、深圳、东莞、珠海、佛山、惠州、中山、江门、肇庆9市）。

这种将广东诗歌一分为“二”的局面，是改革与发展中的时代现象或者暂时现象，但其历史周期的长度难以预料，对“二”个“地方”的诗歌发展的影响却必然深远。目前，关于“大湾区文学”（作为一个共同体或文学联盟）的讨论已有很多，但“粤东西北文学”却少有人提及。

1.广东诗歌整体格局中的粤东西北诗歌

在当代中国，广东是一个诗歌大省，是早经确认的事实。2003年，诗歌评论家朱子庆在《中西诗歌》发表《广东：一个诗歌大省的新的崛起》；2005年向卫国在《学术研究》杂志撰文《世纪之交广东诗歌崛起的文化生态考察》，肯定“因为广东诗歌的迅速崛起，诗歌的南北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偏移：诗歌离开了以往的区域中心（如北京、成都）向四方扩散”。“广东诗歌已经发出了当代史上未曾有过的强势话语，崛起于当代中国诗坛并产生巨大影响”。2020年，诗歌评论家杨汤琛再次肯定地说，“作为改革的热土，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广东已发育成中国当下数一数二的诗歌大省，不仅诗人数量庞大、诗歌活动频繁，而且产生了一批富于影响力的诗人与诗歌事件，广东诗歌的身影由此勃然而大”。

在广东诗歌发展的整体格局中，“珠三角”地区处于广东诗歌的优势地位，代表着广东诗歌的主要成就，同时在粤东西北多地也出现了以本土诗人（相对于外省来粤诗人而言）为生力军的诗歌群体，为广东诗歌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最有代表性的如潮汕诗群、清远诗群、湛江诗群、阳江诗群等。它们各有不同的发展模式，也有不同的发展经验。

“潮汕诗群”的发展模式是多地联动，地方文化部门、地方高校与地方诗人融合发展。潮汕诗群以潮州为中心，潮州地方文化部门对诗歌的支持和投入相对大于周边地区。地处潮州的韩山师范学院，给予了地方诗歌强有力的理论和批评支持，甚至部分的经费支持，形成地方、高校与诗人的有效融合。另外，潮汕虽分为几个地市，但潮汕诗人自成一家，他们的诗歌活动经常不分彼此，共同参与，相互支撑，形成了一个极为罕见的诗歌共同体。在这样的诗歌氛围下，不少优秀诗人快速成长，脱颖而出。

“阳江诗群”的发展模式，是以自办的诗歌刊物（《蓝鲨》诗刊）为依托，一方面将本地诗人紧密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其办刊方针采取了开放模式，刊发和介绍了大量外省、外地优秀诗人诗作，开阔了本地诗人的眼界，提升了诗歌美学认识能力。但是，阳江《蓝鲨》诗刊的办刊经费一直由诗歌同人自行承担，对少数个人而言是一个不小的经济负担，它依靠的是个人情怀，今后能够支撑多久，很难预料。

“湛江诗群”的发展模式与潮汕诗群有相似之处，亦有不同。相似的地方，是与本地高校诗歌批评力量相结合，找到了较为有力的理论和批评的加持。不同的是，韩山师范学院主要是为本地诗人提供诗歌平台，而湛江师范学院的几位批评家则直接参与本地诗歌群体之中，既是理论支持，也是其创作的核心力量，如程继龙博士就是批评与创作双管齐下，他本人还参加了《诗刊》社的“青春诗会”，代表了“湛江诗群”的创作水平。

相比之下，粤北“清远诗群”的发展模式则是与当地政府的发展规划紧密配合，寻找到有机的结合点后，充分利用和发挥政府财政力量的绝对优势，为诗歌打开一片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个结合点就是“生态”二字，地方政府要建设高水平、高标准的文化和生态环境，为“珠三角”地区打造休闲、娱乐的“后花园”，而清远诗歌的主要带头人正好也积极倡导“生态诗歌”，两者的天然契合，就成为诗歌生长的强大支撑和原动力。

从以上几个地方诗群发展模式和经验来看，一个地方的诗歌发展，必须充分考察和研究本地的诗歌资源，寻找到一个最佳的支撑点，各地的情况不同，这个支撑点也不会完全一样。

除上述几个“诗群”之外，在粤东西北其他地方也存在着不少优秀的诗人。如粤东梅州的游子衿是一位优秀的抒情诗人，其较为纯粹的抒情诗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粤西的茂名曾是广东诗歌的重镇，产生了一大批的优秀诗人，如赵红尘、张慧谋、晓音、浪子、黄金明、羽微微等，近十余年来，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形成集体的氛围和创作优势，但不少诗人个体仍然表现出强劲的创作动能，如浪子、黄金明、羽微微，还有后崛起的刘振周、郑成雨、乌鸟鸟等在国内诗歌界都有较大影响。

2.“地方性文学”的意义与“粤东西北诗歌”存在的价值

在当代中国，关于“地方性文学”及其研究的意义，大都肇源于一种关于“地方性知识”的文化理论。正如张定浩所言，“现有的有关‘地方性’的文学讨论，其理论源头大概是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年引进出版的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今译为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 （王海龙、张家瑄译）。这本论文集在中国学界影响很大，对文学界也有波及……”但同时他也指出“或许是因为翻译的缘故（格尔茨的文笔华丽强劲，又广征博引，不容易把握），最终给国人留下的印记只是‘地方性’这个新造词语以及由这个词语望文生义出的种种臆测”。他说的“种种臆测”中最常见的现象就是将“地方性”误读为“地域性”，将“地方性文学”的意义简化为“地域性”特点。针对这种理论上的误解造成的影响，贺仲明先生在其《“地方性文学”的多元探究与价值考量》一文中进行了深入的辨析和纠偏：“‘地方性文学’与文学地域性问题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在概念内涵和创作特征等方面，它都与以往的地域性文学有了很大不同，是新时代的一种嬗变。”同时，他又概括指出了“地方性文学”的三个“主要特征”：“在文学理念上，‘地方性’成为主导文学观念的中心”；“在文学内容和文学形式上，地方特征的展示成为最关键性元素”；“具有较丰富的文化内涵”。其核心要义是强调“地域性”是局部概念和原始概念，只强调地方文化作为文化整体的构成元素而存在；而“ 地方性”则是在抽象和融合基础上的整体性概念，即“地方性文学”与文学整体有着存在论意义上的某种辩证同一性，这样的“地方性”无法从整体中分离出来。

这种同一性并非只是理论或逻辑的幻觉，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在其各个时期的重要作家那里，“地方性”（历史、文化、语言等）既是彰显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的生活本体，又是一定程度上的形式载体，如绍兴之于鲁迅，上海之于部分的茅盾、张爱玲和王安忆等……

因为小说更容易保留生活题材的原生特点，诗歌却更倾向于对生活的提纯和抽象处理，所以在现代诗歌创作方面，“地方性”的痕迹没有在小说中那么明显，但若仔细分辨，“地方性”依然是其重要的发生学动力之一，如昆明之于冯至的十四行诗、抗战中的滇缅之于穆旦、沦陷时期的香港之于戴望舒等等。“地方性”在中国当代诗歌中得到了更加自觉和丰富的表现，如海男、雷平阳诗歌中的“云南”，陈先发长诗《姚鼐》等作品中的桐城，湖北诗人哨兵诗歌中的洪湖，王小妮部分诗歌中的东北，梦亦非早期诗歌中的黔南水族历史，杨克早期诗歌中的花山、后期诗歌中的广州，谭克修诗歌中的“县城”，海子诗歌中的北方“麦地”等。当谈到一个作家或诗人创作的原生动力时，“童年”生活总是不可绕开的潜意识力量，这是从时间的角度来考量，如果换成空间视角，童年就变成了故乡或“地方”。

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随着“空间”理论的传入，文学地理学的兴起，“地方路径”成为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突破口之一。目前为止，将“地方性”的价值提到的最高高度或许是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视为一种“地方性起源”。有学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并非如其冠名所言称，在‘中国’全境发生，而是由某些特殊的‘地方’，完成中国文学之现代转型。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之际，中国的许多地方，其实对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并没有多少参与度，无论是作家、作品的贡献，还是文学理论上的创新，或者是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准备其他条件，很多地方都可以忽略不计”。从这个视角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地方性起源，从历史实证的层面上看，最早是在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所开启的。”“五四‘文学革命’中的主要成员，……若以文化区来划分，当以‘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两个区域的参与者最为集中，间有湖湘、巴蜀文士参与。”

若以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现代诗创作而论，在其发生学意义上最重要的三个“地方”分别为贵阳、北京、四川。贵州的“启蒙社”首开先声，北京的“今天”派紧随其后，四川的“第三代”诗人开疆拓土，然后是安徽《诗歌报》和深圳《深圳青年报》的“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将现代诗歌的旗帜几乎插遍了神州。直至今日，现代诗人遍布全国各省、各市、各县，甚至生活在乡镇或农村的诗人也不计其数，其中不乏优秀者。

广东当代诗歌的发生，从全国范围来看，至少慢了半拍，而且其主要的源头也并非在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韶关的“五月诗社”成立于1982年且坚持至今，阳江“紫薇诗社”成立于1984年，湛江的“红土诗社”也成立于1984年，茂名的“南方诗社”也大概成立于这个时期，其中五月诗社、红土诗社、南方诗社在20世纪的90年代都曾经具有全国性影响。“珠三角”地区的诗歌虽然后来居上，但至今在粤东西北各地仍然活跃着大批的诗人，有些地方的诗歌群体甚至代表了广东重要的诗歌力量，如潮汕诗群、阳江诗群等。虽然目前粤东西北诗歌的整体实力不能与“珠三角”相比，但不能忽视的是，“珠三角”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大多来自外省，如王小妮、杨克、郑小琼、东荡子（已故）、梦亦非、安石榴、谭畅、冯娜、杜绿绿、谢湘南、刘虹、阿翔、卢卫平、马拉、倮倮等；还有一些优秀诗人则来自粤东西北各市，如黄礼孩、世宾、燕窝、林馥娜、黄金明、浪子、阮雪芳等。而粤东西北地区的诗人基本是广东本土出生的诗人。

毫无疑问，粤东西北诗歌不仅是广东诗歌的组成部分，其中也包含了最有活力的群体和最有希望的实力诗人，如粤东年轻诗人丫丫（陆燕姜）、阮雪芳、林丽筠，粤西刘振周、刘汉通、谭夏阳、杨勇等。他们的创作如果得到正常发展，将更能体现岭南“地方诗歌”的特色，从而真正地丰富“中国诗歌”。

3.“大湾区”对粤东西北诗歌发展提出的新挑战

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大湾区”建设，对国家未来的发展具有长远的重大战略意义。“大湾区”首先是一个在全国乃至全球都很重要的经济区，但经济的长远繁荣需要文化的滋养，“大湾区”必须同时成为一个高质量的“人文湾区”和文化示范区，“纲要”明确要求粤港澳三地“共同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完善大湾区内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创意产业体系，培育文化人才，打造文化精品，繁荣文化市场，丰富居民文化生活”。

在“大湾区”的建设过程中，尤其是建设初期，必然意味着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相对集中的投入。广东虽然较为发达，但可支配资源总是有限的，重点投入“大湾区”，就意味着投入粤东西北地区的资源配额相应缩减。在粤东西北地区所能获得的资源原本就有限的情况下，如果进一步缩减，必然形成新的更严峻的挑战。

广东虽然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但在粤东西北，即使人均GDP最高的茂名市，也只达到全国人均GDP的71%~73%左右，与珠三角地区的差距可想而知。在“大湾区”建设的初期，这个差距只会进一步大幅度拉开，不会缩小。文化和文学（包括诗歌）的发展前景，不可能不受其影响。 

“纲要”颁布前后，多种多样的文学活动在“大湾区”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但这些活动都是冠以“大湾区”之名，粤东西北地区基本无缘参与其中。如“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发展峰会”“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都是每年举办的连续性活动，还有各种各样临时举办的文学活动，基本是以“大湾区”的名义；从2010年开始举办的“广东小学生诗歌节”也在2019年升格成“粤港澳大湾区小学生诗歌季”；2024年新落成的文化地标“三馆合一”项目（包括广东美术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广东文学馆）全名为“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学（包括诗歌）确实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但与此同时，在粤东西北则产生了更大的心理落差和发展的挑战。粤东西北诗歌何去何从，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广东省的文化和文学主管部门，以及粤东西北各市的相应部门、诗歌组织、诗人个体，都应该思考这一问题。

4.关于粤东西北诗歌发展的思考

在新背景、新挑战下，粤东西北诗歌作为一个相对处于“弱势”的地方性诗歌，如何积极应对，争取更好的条件和更大的发展，是摆在粤东西北诗人面前的一道不容回避的考题。

（一）关于外部条件

广东省的相关文化政策，在围绕“大湾区”建设的热点进行布局和安排时，还要兼顾全省，尤其是对粤东西北的文学投入应当适当倾斜。如制订中长期文学发展规划，优化资源配置方案；参考国家的扶贫政策，制订文学对口帮扶、精准“扶贫”方案，建立“一对一”帮扶制度，组织省内文学力量、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区，以多种方式对口帮扶相对落后的粤东西北地区，帮扶的内容可以是经济上的，也可以是人才或智力上的，比如组织培训班、周期性的文学知识讲座、对作家的辅导或改稿活动等。还可以面向粤东西北地区设立文学专项资助项目，如重点选题、人才培养、作品出版、专项文学奖、专题研讨会，组织“珠三角”或“大湾区”作家和粤东西北作家的互访和交流活动等。

在粤东西北地区，市、县级财政对文学的支持大都杯水车薪，但市、县级文学主管部门，仍可以改变工作方式，主动担当、作为。

1.多向当地政府和上级对口主管部门呼吁，适当增加对地方文化、文学的投入。

2.眼光既向内，也向外。向内，要调查研究当地各个艺术门类（包括诗歌）的创作状况，尤其是人才结构，有意识、有目的地加强联系，组织各种交流、研讨活动，培养年轻人才。向外，力争多组织本地作家、诗人、艺术家走出去与外地的同行进行交流和讨论；有可能的话，还要“请进来”，将一些真正的文学包括诗歌行家请到本地，指导或辅导本地作者。

3.粤东西北各地文学主管部门应该加强联系和合作。“粤港澳大湾区”在省作协主持下建立了“文学联盟”，粤东西北地区也可以加强联络和互动合作，建立粤东、粤西、粤北小范围或粤东西北大范围的文学联盟、诗歌联盟等。如诗人游子衿所言：“面对这种被‘独立’出来的态势……粤东西北诗歌界应该有人站出来，整合现有的诗歌资源，包括官刊、民刊，给予诗歌更多的发表机会，集体、个人都要有组织地亮相，明确自身面貌。

（二）关于诗人的创作

外部条件对于诗歌的创作固然有一定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诗人自身对创作的思考和精神投入。就文学或诗歌的发展而言，毕竟还存在着另一种马克思称之为经济生产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现象。粤东西北诗人虽然处于经济的劣势，也并非没有自己的文化优势，如上文所述，“地方性”本身就是优势之一。在此，笔者对粤东西北诗人的创作和发展提出如下几点思考性建议：

1.诗学观：在开放中建设。正如贺仲明先生所言，地方性诗人在写作中，最大的敌人是“封闭性”，尤其是被某些庸俗的文学观，比如简单化的现实主义所限制。粤东西北各地基本处于广东省的边远地区，经济落后，交通、信息交流不便，很少有与外界直接交流的机会，思维容易陷入僵化和某种低水平循环。但诗人必须要有更开阔的眼界和开放的思维，不断更新自己的诗歌观念。一个优秀诗人的诗歌一定是有某种自觉的（虽然不一定是有明确的自我意识的）诗歌观念支撑，而且随着诗人自身学习和创作经验的积累，这种观念总是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每个有抱负的诗人需要时刻审视自己的诗学观，不能总是在诗歌美学的盲目状态下写作。

2.历史观：在现实中反思。“地方性诗人”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很容易被某些似是而非的历史观所限制，而传统的文学观又过度地被历史化或者虚假历史化，这就导致许多地方诗人在写作中表面上追求反映现实，实际上完全没有处理现实的能力。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缺乏面对现实的反思能力和批判能力，只能就现象写现象。要成为一个好的诗人，必须培养真正科学的历史观，学会用诗性的智慧审视历史。

3.“地方”观：在坚守中超越。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个人认为，贺仲明先生所提出的“地方性文学”创作“三原则”值得诗人们认真参考：“民族国家的主体原则”；“现代性原则”；“文学性原则”。即在文学创作中所坚守的“地方性”必须首先服从民族国家的主体性、文学的现代性和文学自身的本质要求，否则“地方性”就会成为文学进步的桎梏。文学研究和创作中的“地方路径”，从根本上讲是对过去的文学观念中过度历史主义倾向的反拨，试图从空间的角度重新理解文学和文学创作。地方作家和诗人，特别容易被一种庸俗化的“地方主义”所俘获， 将文学个性或风格简单理解为地方题材或方言运用等。粤东西北的诗人虽然拥有地方性素材（题材、语言、文化）优势，但它并不能直接成为有创造性价值的“地方性文学”。地方素材（包括语言）只有在超越性的文学观念的光照之下，才能慢慢发酵并发生本质的转化，最终酿成诗歌的美酒。（原载《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