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粤军之游子衿：在巨大的喧嚣中，倾听寂静发出了怎样的声响。

创作谈

一己悲欢价值何在？

□游子衿

当隐秘的行程已经在诗中披露，关于诗的一些说明就变得必要。

距离我的第一本诗集《时光书简》出版已经有十年时间。没有人会在意时间的流逝，但对我而言不是。在生活的层面上，十年赋予了它巨大的变化。2011年，中国客家文学院成立，让我从一个奔波忙碌的报社记者，成为一个专业作家，宁静的时光一下子多了起来。这十多年，专注地做着一些与文学有关的事情，也更全面地进入文学现场。所相遇的人和事，不断引发着我的忧思，催促着我走上应该走上的道路，置身我应该置身的旷野。一切都在渐渐明晰起来。

而薄雾依然未散，这也是这本诗集命名的由来。

我所生活的城市叫作梅州，地处广东东北部山区，是客家人的聚居地。客家人本为中原子弟，为避战乱，自五代宋初开始南迁，历史上经历了数次大迁徙，烽烟四望，筚路蓝缕，寻找栖居之地。至今，遍布海内外的客家人有 8000多万，形成一个独特的民系。千百年来，晴耕雨读，是客家人的生活写照，也是源自中原的文化记忆。崇文重教的传统，让客家人一直置身于文化高地，而近代客家人大批迁徙海外，得西学滋养，反哺家乡，也能引风气之先，“诗怪”李金发即是典型代表，延伸至美术界，则有林风眠。梅州僻处岭南，但在文学地理的意义上，并不偏僻。我从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写诗，作为一个诗人，是幸运的。一方面，偏僻的地理位置，让我远离文坛，专注于自己的阅读与创作。另一方面，有许多学养远高于我的老师、朋友，随时给我指导、点拨，让我一直拥有相对开阔的视野。一直难忘30多年前，一位陌生的朋友敲开我家的门，和我谈起塞弗里斯的《海伦》、帕斯的《太阳石》的情景。在当时，这是多么重要的诗歌接触。正是那一次包括后来在他家小阁楼里的无数次彻夜长谈，以及由此铺开的阅读之路，让我的创作较早地完成了现代主义转型。这样的朋友只能相遇在梅州，而不是其他地方。那时，他高中辍学，在家中的小阁楼里埋头苦读了三年。他叫张郁晖，戴着眼镜的帅哥，生活得一塌糊涂。

我们这一茬 50岁左右的汉语诗人，能够冲破重重迷雾，最终抵达现代主义堤岸的并不多。时代给了我们太多的考验，和太少的指引。事实上，在现代主义的视野下，世界是开阔的，题材是丰富的。世间万物都向你展示了生命的风姿，都向你表达了倾诉的愿望。静止的山要求奔跑，飞逝的时间想要停下，过去的事情渴望重现……所有的秘密慢慢地被披露出来，包括蕴含其间的尊严与价值。十多年前，曾信手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我想习艺生涯总会有终止的一天。有一天，我会停止写诗，放弃这磨炼了一生的技艺，让呈现之物自行离去，回到它们存在的真相之中，不为人知也更为美丽。它们也许会回来看我吧，它们会在我这里互相认识，从此建立了紧密的联系。爱与尊严，时刻彼此提醒、彼此给予。它们会原谅我似是而非的介入。”这些“呈现之物”，只有枝干和叶子，耸立与流逝，仅在大风吹过时发出一点声响。

我曾孜孜不倦地为万物歌唱。这歌唱，是尝试着为它们说出自己。这种写作贯穿了我的很长一段时期，一直没有觉得需要去改变什么。也许一直这样写下去，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直到几年前的一天，个人生活发生剧变，我忽然发现，以前所关注的事物，它们并不存在什么问题，每一片叶子的飘落，都那么大美无言。倒是我们自己，作为人类，在这样的时代面临的问题才是更多的、更复杂的、更具悲剧性的。这些诗歌并不能帮助我走出困境，只是和我一起走向了一个新的地方，思考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人与时代的关系。这个时代发生的大事件，和我们每个人身上发生的小事件是怎样相互取代、相互交织的。一己悲欢价值何在？在时代之光中呈现怎样的一种诗意微茫？在巨大的喧嚣中，寂静发出了怎样的声响？此刻，我无法顾及在更长的时间河流中人们将走向何方，我只关注当下，以及自己能够涉及的岁月；在其中，我有过怎样的遭遇，有了怎样的感受。

诗人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也不应该是。诗人的责任是让这个世界诗意盎然，任何的其他企图都是僭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诗人面对这些问题时，必须牢记自己的角色。其实所有问题都大同小异，但在不同的诗人遇到时，却会涌现不同的秘密。这种不同，才是无限的、多姿多彩的。面对冲突，用自己的语言，写一首新的诗歌。独一、恰切、永不衰败的诗意，一种微小的改变世界的力量，一直在寂静中召唤着我。

《薄雾》里的诗歌，正是在回应着这个召唤。走在薄雾茫茫的南方，每一首诗歌的生成，都让远方逐渐清晰。但每一首诗歌，都有它的驻足之地，在你经过之时，和你分享途中所见。我希望它不会辜负你的信任。

一直都非常感恩我的家人，和我的老师、朋友、同事们。诗人不能只是一种状态，而必须是一种生命形态，贯穿于生活的每个部分，这里面必然会有错误与偏执。谢谢你们对一个诗人的宽容和理解，让我能够走在我的路上。

评论

现代主义视野中的诗意选择

——游子衿诗集《薄雾》读解

□陈红旗

游子衿的新诗集《薄雾》，展现了他对人与时代、时间与空间、新与旧、生与死、虚无与实存、模糊与清晰、爱与痛、主体与客体、自由与规训、分与合……关系的领悟和思索，显得深沉而独到。这正如《薄雾》一诗所演绎的那样：“这个世界已经被使用得/非常陈旧，许多人在死前/使用过它，许多事情在结束前/使用过它。在青山蓊郁时/万马奔腾时，时代的曙光呈现时/虚无使用过它。在靠近大海的地方/贫穷使用过它。它已经陈旧得/像时间一样毫无新意，但爱/还在使用着它，像薄雾刚刚升起/向四周弥散……像明天，你我将遇见”。在商业化、市场化、网络化尤其是“流量经济”横行的21世纪，游子衿不受前者的冲击和牵引，依然坚持诗歌本体意义上的艺术旨趣、价值追求和审美趣味，在跳跃的词语、悖论的思维中寻找时空背后潜隐的生命秘密、存在真相和诗意世界。在这种“寻找”的背后，有他在“故乡”的自我放逐和对精神“原乡”的对抗性凝视，有他借助乌托邦幻象来化解心灵孤独和生活危机的谋略，有他对网络时代精神浅表化的忧思，也有他对诗人僭越自我责任及企图的否决，更有他对多彩世界、绚丽风景、诗意人生的召唤。

何谓“薄雾”？诗意何为？

在诗人这里，“薄雾”是他介入诗歌和建构诗意的一个介体或曰“中间的环节”，因为这诗意终究要在生活或冥想中得以生成和构形。也就是说，诗意得以产生的缘起和根源并非“薄雾”或“时代”，而是诗人的眼光、视域、心灵和诗意的栖居本身。这些本来都属于“隐秘的行程”，但当诗人准备呈示《薄雾》时，就意味着行程已经无须隐瞒，即诗人已经准备好向读者公布一段心灵史、人生经历和“时光书简”。为此，诗人强调了冲破重重迷雾、抵达现代主义堤岸的自豪和不易。问题是，“抵达之后怎样”？

游子衿不愿把“抵达”秘境的功劳赐给“时代”和“技艺”，他将其归结为“现代主义的视野”和细腻的生命体验，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说：“事实上，在现代主义的视野下，世界是开阔的，题材是丰富的。世间万物都向你展示了生命的风姿，都向你表达了倾诉的愿望。静止的山要求奔跑，飞逝的时间想要停下，过去的事情渴望重现……所有的秘密慢慢地被披露出来，包括蕴含其间的尊严与价值。”“抵达”秘境固然令诗人快意，但并不意味着诗歌生产的完成，这里其实存在一个悖论：没有“时代”和“技艺”，就算有开阔的“现代主义的视野”和丰富的生命体验，就一定能够写出诗来吗？显然，拥有“现代主义的视野”和细腻的生命体验未必是能够写出好诗的必要条件，那么，到底如何才能“抵达”缪斯的秘境呢？奥地利诗人里尔克说，“诗并不象一般人所说的是情感（情感人们早就很够了），——诗是经验”，为了收获一首诗，诗人需要通过观察，积累经验，将它们化为自身的血肉、“目光和姿态”或曰不可或分的一部分，然后才能在一个“稀有的时刻”令诗句形成并“脱颖而出”。这当然是对的，但其实如此依然难以保证诗人能够写出好诗。在笔者看来，诗人要想写出好诗，除了要达成上述条件，还要有比常人更为丰富的生命体验以及将其转化为艺术体验的能力才行。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态，与宗教、哲学一样，负有传递神圣、真理、善良和美好的职责。黑格尔说：“只有在它和宗教与哲学处在同一境界，成为认识和表现神圣性、人类的最深刻的旨趣以及心灵的最深广的真理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时，艺术才算尽了它的最高职责。”这意味着诗歌要履行其“最高职责”时，至少要达到宗教和哲学一样的境界才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优秀诗人的诗作中往往含有宗教家传道和哲学家讲道的意味的原由。返观《薄雾》也有这种意味，比如诗人慨叹道：“久知是大士有大智慧神通之力/及时挽住了老母亲的手臂，免于她/摔下楼梯。亦知是大士分身千百亿/或尘埃，或花朵，都是为我/而悄然流逝。久知人间是地狱/众生皆苦。”（《夜诵<地藏经>》）

当然，《薄雾》只有讲道的意味，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讲道。诗歌如果缺乏抒情能力和审美追求，讲的“道”越多，恐怕离诗歌的本质就越远。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移植到中国以后，收获了李金发的《弃妇》、戴望舒的《雨巷》、穆旦的《诗八首》、冯乃超的《红纱灯》、朱湘的《雨景》、陈梦家的《你尽管》、卞之琳的《断章》等。透过这些名篇佳作，我们明白，现代主义诗歌不是不讲现实逻辑和形式逻辑，只是更为注重艺术抒情和美学逻辑。现代派诗人朱湘认为：“察看文艺的标准是什么呢？我的意思以为是——诗的真理。”他还强调说：“我的心目中的诗的真理即是美。”的确，歌咏“美”需要和无法离开抒情。无独有偶，游子衿觉得万事万物都没有问题，就连每一片叶子的飘落都那么“大美无言”，其实面临更多、复杂、悲剧乃至无尽问题的是人类自己。也因其如此，他愿意抒唱、歌咏万物，愿意努力探求抵达“美”“爱与尊严”“远方”的新路径，而《薄雾》就是他在回望旧时光、探求“旷野”的隐秘行程中“驻足”痕迹的一种情感释放和言语呈现。

须注意的是，歌咏真善美、爱与尊严、“诗和远方”并不等于要忽视智力的运用。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建构的一个经典意象是“荒原”，T.S.艾略特认为，20世纪初叶的西方世界是一个因精神危机与价值观崩塌而致的“荒原”，在“垂死的时代”里，到处是没有灵魂或缺乏精神支柱而刻意追求肉体快慰的“空心人”：“世界大战的结果捣毁了西方固有的传统价值中心体系，动摇了西方人对科学与万能理性神话的信念；工业化与都市化更深一步导致了人性的普遍堕落和人性的极度异化、物化；宗教神权( 尼采的‘上帝死了!’) 的丧失造成了西方人灵魂的空虚无根；‘重估一切’传统价值的潮流致使西方文化陷入一种虚无主义的迷惘中。”在笔者看来，对精神“荒原”世界的透视，无疑体现了深刻的哲学思考和高超的智力支持。当然，过于追求智力运用肯定不符合诗歌的本质和创作规律，会淡化诗歌的美感、韵律和艺术张力。为此，穆旦希望中国现代诗追求“渗进了情感的‘机智’”以抵达诗的“境界”。游子衿是否接受过穆旦的这种观点，我们并不知悉，但《薄雾》确实很好地解决了情感、智力与境界之间的绞缠关系，其表征是：既有热烈、直觉的浪漫情怀的多向呈现，也有内敛、独处、沉思、凝重的知性观照；既有对“故乡”的诗意言说，也有对情感体验的细腻品味；既有对友情爱情的强烈渴求，也有对逝者已矣的痛彻心扉；既慨叹世人对时间流逝的不在意，又难以超脱回到存在真相的执念；既茫然于未来之路该如何走，又充溢着透视层层“薄雾”的野心。就这样，这些刻有明晰的个体烙印的经验、体验和言语，在《薄雾》这里化成一个富含艺术张力的诗歌世界。

回到真相？还是隐秘依旧？    

面对“薄雾”——一种不确定性，无论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终究也只能沿着时间之线往前走。“薄雾”之后到底是天堂、光明还是地狱和黑暗，没人知晓，只有走过来了，回首往昔，才知道自己走过的是什么路。而再回首时，我们已无法重新选择，剩下的只有如何看待那些曾经的选择。当然，尽管我们难以知悉未来究竟会发生什么，但至少可以保持或强或弱的好奇心，进而生出一些探索未知世界的勇气和动力。

游子衿明敏地发现自己的记忆和抒写“似是而非”，这无疑增加了读者读解其个体经历与生命体验的难度，而真相早已回到其存在本身，偶尔才会闪回诗人的残梦。当然，游子衿出版《时光书简》和《薄雾》并非仅仅为了呈现自己的心路历程，更多的是为了与它重新连接，为了“爱与尊严”及其精神的接续。面对大自然的肆虐，人类显得特别渺小和无助：暴风雨来临时，山在摇晃，河水倒流，道路消失，“你看/多少人在此刻/失去了毕生所爱”。（《暴风雨》）无论是在故乡还是他乡，每个人都在力争岁月静好，但他乡安好不过是假象或曰幻象，“人世间不祥的事物/在乌云中翻滚”，恰如暴雨即将来临时的那对打工夫妻，他们一路向西、为生存奔忙，表面上看起来坚韧、顽强，但其实非常脆弱，“仅仅需要一滴泪水”就可能会压垮他们。（《窗外）》漫步陌生城市的街头，灯光寥落，就算不用“一路向西”，但还是会令游子产生深深的不安感，“你可曾在此刻想起人世间的苍凉，风霜正冷/前行的每一步都关乎生死”。（《菊花辞》）回顾近现代以来的政治纷争，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都已经烽烟散尽，如今再问“那苍凉的一枪”打死了谁已经没有多大意义，真正值得铭记的是“苦苦支撑着爱/忠诚，和淡淡的暮色”的信仰（《农历札记·春分》）。也正是这种信仰，让革命者冒着被砍头的危险“去颠覆一个朝代”，让他们爱他人“胜过爱自己的家人”（《危城书》），让“脸庞年轻如画”的少年毅然离开故土，奔赴“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少年行》）。对于这些青年（包括诗人）来说，冲破人生迷雾未必清醒，但不去尝试，内心就无法安宁。既然不愿过世俗的庸常生活，那就不妨置身旷野去碰个头破血流。借助过去固然难以探视未来，可不去探视就等于放弃了一次自主选择。

碰壁多次乃至闯荡失败后，回到家庭、工作和生活的“牢笼”，就算是白白受罪吗？肯定不是。诗人至少会因此拥有一个充满激情的他自己的青年时代：“又一次低下了头。这一天曾出现在/我热泪长流的青年时代。”（《又》）是的，无论是身体去“流浪”还是精神去“流浪”，重要的在于过程，也因其如此，我们的人生才不会那么庸常、烦闷和一成不变，才会令我们在平凡之路中创造些许“奇迹”，才会令诗人习惯各种危险：“和无数众生一样/我每天都面临着各种危险/贫穷、疾病、担忧如影随形/——不过我早已习惯。”（《乡愁》）只有拥有一颗闯荡的心，才会令诗人感受到世界的辽阔，“北京是一个更为辽阔的地方，上海也是/它们的辽阔触及了世界的辽阔”（《暝色入高楼》）；才会令诗人停下脚步，“不再/从旧时光里寻找力量/世界已经如此美好/不需要作任何改变”（《午后花香》）；才会令诗人拥有非凡经历，“一别经年/路上经历非凡，我曾遇见/月亮和马，眼泪流入大海/我曾爆炸如惊雷，令河山色变”（《我的爱人》）；才会令诗人“活着”离开这个世界：“我道别/但不是向你，而是向你身后/徐徐展开的生活，那些平凡/那些幸福，从未遭羞辱/若有奇迹，还会有被爱的惊喜”（《我将活着离开这个世界》）。如此看来，那些在社会上因奋斗和流浪产生的伤疤，俨然已经幻化成为诗人的桂冠和令人钦羡的荣光。

如何面对“薄雾”？至此，游子衿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直面它，即直面当代社会的所有问题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可接下来的问题是：直面之后怎样？是继续奋进、再出走？还是堕落和回归？之后又怎样？这些问题本身、主体无限的选择性及其延伸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对“真相”的找寻范畴和对理想世界终将到来的无根推断。鲁迅说：“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清之鲋”。的确，诗人首先得保障自己的基本生存所需，其次得保证自己的经济基础支撑自己在诗歌世界里“走”下去，再次得保护自己来之不易的创作灵感和诗学体验。这些体验关涉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说得清吗？恐怕很难。这意味着我们每一次试图接近“存在的真相”，都会涌现出新的问题和精神岔路，于是我们终究无法抵达那些隐秘的角落。这就宛如“薄雾”，升起、消散，再升起、再消散，循环往复、无休无止，并确证着“不确定性”才是世界的本相的道理。换言之，“存在的真相”到底怎样？很难回答，就算我们试着去回答，恐怕也只能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答案，因为这个世界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其存在情状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