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是一种不断生长的艺术、文体。在特定的时代，社会生活的变迁，思想观念的“革命”，审美诉求的呼唤，往往会引发小说文体的巨变。而在一般的历史时段，没有形成外力加内力的强大驱动力，小说文体的演变就会微弱、缓慢得多。它往往固守着既有的创作模式和方法，呈现着文体不变的一面；但在表现内容、写作方法技巧等方面，又会有诸多新的探索、突破，显示着文体变化的一面。当下的短篇小说，就表现出后一种动向和样态。

关键词：

短篇小说；不变与变；文体变革

2024年的短篇小说，与既往多年的短篇小说一样，产量如常，佳作时现，没有什么突破，也无滑坡，可视为“平年”。但仔细梳理、观察，仍然会发现，短篇小说在不变的状态中，也有诸多的渐变和拓展。譬如思想内容上，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越显深入，科幻短篇小说的人文性有所增强；譬如在人物与故事的关系上，既重视故事情节的讲述，又注重了人物形象的刻画；譬如在艺术模式的运用上，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在叙事形式与叙事语言上，显示了更多的自觉和探索。这些变化的一面，促进了短篇小说文体上、艺术上的精进、成熟。但与当下剧烈变动的世界格局、社会生活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关注、研究当下短篇小说创作，常常有一种迷惑。单独地阅读某位作家的作品，会觉得不乏精品力作，这些作家作品在表现某个“点和面”上堪称出色。但把大部分作品摆放在一起，宏观考察时，又会觉得平庸无奇、鲜有创新。当下短篇小说，难以进入社会的纵深地带，把握不住时代的脉动、走向。当下短篇小说，在既有的创作模式、审美追求上亦步亦趋二十多年，在理论、方法、技巧上缺乏变革、创新的动力。这些现象和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思考和研究的。

思想视野与表现题材的消长

一个作家的思想视野，决定着他面对世界、社会、人生时，能够看到什么，看得有多远、多深。现实中的故事、人物、题材，就在那儿摆着、藏着，而思想视野，限定着他能不能发现和表现它们。当下的时代，生活是如此丰富、复杂、多变，而多数作家看到的，往往是局部的、表层的东西，很难看到现实社会深层的波涛涌动、静水深流。而后者恰恰是短篇小说最需要去表现的。

在2024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也看到一些表现社会人生重要主题和重要题材的作品。翔虹《再生稻》，从正面反映了南方农村的变迁历史，塑造了民营企业家的丰满形象。郭达爱等一批改革者，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代大潮中，在家乡的土地上肆意开发矿产资源，破坏了生态环境和地下水源，损害了上千人的身体和健康。现在他已是“古稀之年”，痛感自己当年和朋友们，对故乡和乡亲们是犯了罪，因此决然地开始了一场浩大的修复土地、试种再生稻、开辟旅游业的艰难工程。为此他拼上老命、倾尽家底，上下奔波、动员家人朋友，充分表现了一个农民企业家坚忍执着、有勇有谋、善于反思、勇于担当的精神性格，书写了农村近半个世纪从开发资源到再造家园的必然历程。邓一光《那块地》，则以深圳的一块土地为载体，描述了这块不起眼的烂荒地，怎样变成了高档住宅家园；市值从最初的500万元，飙升到后来的5亿余元。而“我”的人生竟与这块地紧密相连，工作变动、偶遇爱情、冒险创业、成为富商，走过了一条动荡而惊险的过山车路。小说揭橥的是深圳人冒险、创业精神，深圳的传奇、腾飞历史，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此外，余一鸣《傩面》写学校里教师与师生的关系，触及教育领域一个严峻问题：我们到底是要培养未来出色的人才，还是培养赚钱成家的底层劳动者？南翔《麻醉师臂上的金雕》写一位患有抑郁症的医生，在动物康养中心认领金雕的故事，写出了人与动物的互相治愈，揭示了人与自然和动物相互依存的关系。朱辉《不可同日而语》写一家出版社的苦心经营与人事纠葛，显示了文化体制中的腐败现象与劣胜优汰的反常规律。这些作品所写的事件不大，但主题较深，内涵丰盈，结构严谨，都会给人以深切启迪。

对社会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批判，已成为当下短篇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短篇小说对现代化、现代性，给予了热情的关注、赞美；而从新世纪开始，则转向了质疑、批判。现代社会带来了巨大进步、发展，但也携带并隐藏了诸多问题、矛盾乃至危机。尽管短篇小说作家，对现代化、现代性问题的认识并不准确、全面、深刻；但他们凭借自己的感受、经验、思考，写出了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现代性“迷题”，写出了各种人物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困境。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创作动向。对现代性的反思，首先是从作为人的个体生存层面进入的。米易《女人与猫》写离异女人带着女儿生活，她们与猫为伴，高冷、敏感、自尊、神经质，不仅是女人的性格，也是猫的一种本性。作品凸显的是现代人的一种生存和精神状态。蓝石《诗人的日常》，描述了三位漂泊在京城边缘地带的业余作家的生活与写作情况，世俗生活的琐碎、窘迫，与精神生活和文学理想的纯净、高远，形成一种强烈反差。王明明《冰山雪莲》，刻画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年轻女性，她们各有各的性格特点和生活方式，但都步步艰难，前途难料；她们像“冰山雪莲”一样，活在一种虚幻的世界中。赵雨《海平面的上空》，同样写城市的打工青年，他们的求职、打拼、相亲、玩乐……抱团取暖、相濡以沫，成为他们的精神慰藉。

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既表现在对现代性生活的揭示、剖析中，也表现在对传统生活的观察、重构中。须一瓜《邮差藤小玉》，无疑是这方面的一篇佳作。作品书写在传统的邮政行业衰微、人们的邮政崇拜感集体幻灭的背景下，两代邮差的人生命运，发掘了传统邮差那种宝贵的敬业、献身精神与道德人格。父亲老藤在深山邮路上奔波40年，有着强烈的传邮万里的使命感。儿子藤小玉子承父业，没有父亲那样的使命感，但他喜欢在大自然中行走，更在同乡亲们10年的接触、交往中，感受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价值、乐趣。邮差是外面世界与山中世界的纽带，邮差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紧密相连、雪中送炭的密切关系。但今天资讯发达、网络遍布、快递扩张，传统邮政业成为“夕阳行业”。作家发现、重写邮差，不仅是对这一行业的哀悼，更是呼唤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真情、互助、博爱，抵抗现代社会冷漠、畸形的人际关系。

从五四文学到“新时期”文学所坚守的现实主义传统，特别强调两个主旨，一个是努力表现现实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和重大题材，另一个是深刻揭示人们的国民性格、培育现代思想观念。而当下的短篇小说创作，第一个主旨的承传已然大为弱化，第二个主旨的坚持几近断流。鲁迅是倡导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杰出代表，他运用小说、杂文等文体，深刻揭露、批判国民劣根性，如奴性意识、精神胜利法、等级观念等。他认为中国社会的变革必须从改造国民性开始，唤醒民众的自主意识和反抗精神。一百余年过去，国家已成为一个独立强盛的发展中大国，但改造国民性的任务并未完成。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余脉犹在，西方现代文化思想中的负面因素正在发作，源流交汇，成为更为复杂的国民思想、性格和文化心理。在2024年的短篇小说中，笔者看到了张浩文的《刖人之歌》，深为感慨。这是一篇苦心构思、蕴含丰富的力作。作品写“我”接受宣传部齐部长的指令，以当地出土的“刖人守囿车”为题材，创作一部实景剧，由此引出了历史上众多的刖人故事：如西周时期残酷的刖人受刑、而后奉命驾车守门的命运，春秋时期的卞和献玉、三献三刖，同一时期鬻拳报恩楚文王、自行砍足等。刖刑不仅是一种残忍的刑罚，更是一种严酷的精神奴役。刖人对统治者不仅没有怨恨、反抗，而往往抱怨自己命苦、罪有应得。反而更加固了自己的尊君、报恩、自卑、奴性的文化心理。作家抽丝剥茧，揭开了刖人幽深扭曲的文化精神世界。其实，作家的笔一深入到人物的国民性层面，就打开了一扇昏暗、阔大的窗户。杨少衡的《迷彩帽》是一篇精彩的官场题材小说。作品写一位县级市的副市长，临时受命，带着突击队去查抄一栋乡村别墅隐藏的造假制烟机和造假原材料，却展开了他内心世界中的层层波澜。从服从命令到权衡利弊，从弄清真相到缓兵之计，从下令搜查到功成身退，他的内心不仅有党政干部的觉悟、操守、自律，更有传统文化中的那种怯懦、自利、算计、奴性等等，两种文化心理始终在矛盾、博弈着。正因为作家揭示了这位副市长的国民性格，遂使这一人物丰富、深厚起来。

科幻短篇小说已成为整个短篇小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幻小说人文性思想内涵的强化，不仅提升了自身的文化品格，也升华了整个短篇小说的审美境界。而且科幻短篇小说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揭示，对外太空的想象，对未来世界的推演等，又丰富、扩展了短篇小说的思想空间。应该说这是当下短篇小说变化最突出的一个方面。梁宝星《机器人学》，写的是具有了独立自主意识的机器人，开始研究自己的历史、家族、生存、发展的故事。作品写了曾祖父、父亲、“我”和哥哥三代人的遭遇、命运。作者从“铁意志”“线路”“关节”“螺丝”“语言”“存在主义”等几个关键词，进入机器人的生活和世界，开辟出一个极富想象力的机器人王国，其中也蕴含了对人类自身发展的反思、警觉。读来启人心智。陈崇正《大风夜行》，把众多的历史人物、传说人物，如姜子牙、元始天尊、女娲、纣王、姜子牙的仆人武吉等，与夏商周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与科学幻想、现代科技等叠加在一起，如写元始天尊是外星人，与女娲联手，操纵着世界、历史等等。真是想象奇特，海阔天空，读来趣味横生。王威廉《一个写作表演者的最后爱情》，是2024年科幻短篇小说中的精品。作品写未来社会，亲情、爱情、婚姻作为人的一种原始感情逐渐消失，人们用虚幻的、科技的方式，解决感情、欲望等问题。而小说中的“王”姓青年和麦苗，却在无意中产生了爱情，并孕育了患有先天病的女儿。他们通过种种努力、办法，维护着夫妻感情、舐犊之情，但在世人眼里，他们的情感生活是落后的、危险的。而现代科技又时时监视、控制着他们的天伦、人伦之情，丈夫“王”只能在写作中虚构、表演着爱情、亲情的美好与意义。这自然是一种科幻想象，但在现实生活中，那种美好而可贵的原始感情，不正在一步一步地远离而去吗？作家的想象、呼唤，无疑是值得我们关注、正视的。

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的纠结

在当下的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创作上，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这一重要问题，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上的诸多盲区与失误。“故事凸起，人物退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为了让小说好看，作家们在那儿煞费苦心地编织故事，想不到故事成为“模子”，限制并束缚了人物形象的刻画。作家们没有放弃人物塑造，但在人物上没有下苦功夫、硬功夫，写出的人物往往成为单薄的意象化人物、简单的类型化人物或者空洞的概念化人物，很难活生生地站立起来，也很难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自然也有年龄较长的实力派作家，在意象化、类型化等人物上别开生面，写出一些成功的人物形象。还有一些功底较深的作家，塑造了一些出色的性格化人物形象，丰富了当下短篇小说的人物画廊。

在2024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意象化人物。这种人物突出的是形象中的意念、理念、情感，形象的写意、诗意、抒情。意与象美美与共，水乳交融。这样的人物充满了作家的主观情绪、理念，同样是一种富有艺术价值的人物形象。但如果作品中堆积了太多的故事情节，作家对人物把握不到位，就会使人物显得单薄、肤浅。唐颖是一位成熟的都市生活题材作家，新作《那些倏忽而去的》，写了三位不再年轻的上海人，阿杜与丈夫森海以及他们共同的朋友嘉木。在上海的历史变迁中，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同大都市的紧密关系与种种故事，他们的友谊与互助，写出了时代巨变中一代人难以把握的命运沉浮，他们在世俗生存中，对写作、画画的执着追求。故事情节、日常生活，自然能折射出时代的轨迹与历史的面貌，也有其独立的社会、风俗意义。但作家把她的笔深陷在生活的过程和细节中，又平分秋色写了三个人物，就使这种意象化的人物显得模糊、单薄，很难给读者留下什么印象，甚至连他们的名字也记不住。李知展《去大泉寺看梅》，描述了一位深陷家庭重负和困境的中年女性陈素云，期望通过业余画画，拜师大泉寺画家，寻找一片情感的、精神的“绿地”。但当那位画家面对她“时光废墟”一样的裸体时，落荒而逃。她的情感、精神世界轰然倒塌。这一意象人物尖新、深刻，直逼中年女性的生存与灵魂，具有不少中年女性共同的心理与愿望。

一些写实性的人物形象，个性特征并不鲜明，作家突出表现的是人物的命运、精神，又强化了人物的心理活动和过程，具有了某种类型化特征和品格。在这类小说中，故事情节是生动、完整的，但又是展现和烘托人物的，并没有损害人物的主体形象。汤成难是一位有独特艺术追求的青年作家，善于塑造那种富有诗意又具有类型化性格的人物。《行行重行行》以“我”为视角和叙事者，讲述了一位平凡而又非凡的父亲形象。父亲不仅挚爱土地、劳动，把自己的生命投入进去。他还向往外面的世界，农闲时出去打工，学习外面的修路方法，回村里实验修路，让自己的和村里的孩子沿着新路，到城里上学。他深爱自己的儿女，为他们创造上学、学技术的条件，“我”学了画画，哥哥学了水利专业。这样思想开放、眼光高远的农民，在村里并不多见。但当父亲的双腿有了毛病，难以干活、走路时，他留下自己的布鞋，悄然失踪，再难以找到。固守土地、劳动，而又放眼外面、世界，寄希望于儿女、未来，绝不愿拖累家人、儿女。这是一个多么丰富、博大、崇高的父亲形象！这样的形象，在既往的文学作品中，似乎还不多见。裘山山《大叶紫薇》，描述了乡村青年叶小龙，发现和挖掘名贵古树的一串经历。故事的起因、发展、结局等并不复杂、特别，但叙述生动、细致、利落，为刻画人物创造了足够的空间。主人公在事件中的一系列心理、精神活动，得到了突出的描述。从遍寻古树到惊喜发现，从合谋砍伐到行动受阻，从被抓关押到自省忏悔，他的心理波澜伴随着行动的全过程。他从一个盲目、投机的农民，转变为自省、懂法的新农民，代表了当今有文化、有头脑的一类农民形象。盛可以《姐妹》写了两位姐妹形象，集中在为父亲养老送终的故事情节上。妹妹蔷薇瘦弱、坚韧、寡言，既平凡又杰出，她承担了父亲晚年的全部奉陪任务。姐姐牡丹既漂亮又富贵，却自私、高傲，只会说好听话、做表面事。两个人物泾渭分明，给人印象较深，却有理念化痕迹，还不够自然、丰富。

故事与人物是短篇小说中最重要的两种元素，要把二者的关系处理好却绝非易事。笔者在《故事与人物的“相生”“相克”》中说：“现代小说虽以人物为主体，但故事情节常常一方做大、反客为主，与人物形成一种‘博弈’关系。当故事与人物息息相通，融洽无间的时候，二者就出现‘相生’现象;当故事与人物‘脾气不合’，发生矛盾的时候，就出现‘相克’现象。且故事往往淹没、碾压人物，小说沦为故事。当下许多小说证明了这一点。”

在2024年的部分短篇小说中，故事与人物的关系处理得当，相映生辉。张翎《小寒日访程爷》，写王珏等几位新闻、文化人士，“数顾茅庐”，访问、打探90多岁的老农民程高远。这个过程就颇有点传奇色彩。而程爷在他们的采访中，一会是久远年代乡村里的愣头青，一会是美国人办的军事训练班的特种兵，一会是为女人大打出手的杀人凶手……直到最后才还原了一位抗战老兵平凡而英雄的形象。他生性大胆、勇敢、爱冒险；抓壮丁参加了国军，化装成商会名流混入日军军营，实施了成功的大爆炸；解放战争初期他看清国共之间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冒险逃出兵营潜回故乡；回村后为了保护守寡的、漂亮的嫂嫂，打死了流氓阿旺，导致自己坐牢15年……这些被人们误传、曲解的故事，恰恰突显了程高远机智勇敢、洞察时势、侠肝义胆、甘于贫穷的英雄性格与人品。小说用纪实的手法去描述，更显出了这位抗战老兵逼真、感人的形象。肖克凡《窗外的钥匙》，刻画了一位80岁的退休老工人李鑫泉，孤身一人前往海南修养，所经历的一桩桩事情。老伴已去世，唯一的孙子在北京金融业工作，尚未婚配，为爷爷在海南的高档小区买了一套有温泉的二居室。爷孙俩相依为命，感情甚笃。一老一少，相隔千里，八旬老人、孤身修养。这一构思，蕴含着现代社会家庭萎缩带来的孤寂、悲凉。老工人李鑫泉在温暖、美丽的海南，享受孙子为他创造的美好生活，巧遇昔日同厂女工廉金荣，重操旧业为居民免费配钥匙，牵挂在外打拼的孙子的身体、生意……零碎而富有意味的生活情节，老工人纯朴、善良、认真、乐观的性格精神，天衣无缝地交织在一起。如上两篇小说，我们很难分清到底是故事情节型小说，还是人物形象型小说。

传统的个性化人物小说，在今天似乎路子越走越窄。但实践证明，塑造个性化人物依然是完全可能的，仍有广阔的前途。作家自然要避开那种偶然的、夸张的个性化描写，但通过精心选择的个性描写，抵达人物的性格、精神深处，也是可以实现的。冰河的《高地》是一篇令人震撼、深思的小说。作品刻画了一位革命战士冯大胆的英勇精神和献身品格，以及丰富、深沉的情感和精神世界。故事发生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写英雄，写的却是他面对战争的退缩心理与行为，与漂亮妻子的情感纠葛，与情敌刘川的爱恨情仇。写英雄却从人物的怯懦、自私、狭隘等侧面切入，这给塑造人物提出了难度与挑战。但作家迎难而上，从英雄这些表面性格入手，硬是写出了英雄的真实、丰富、深刻。原来他不愿意自己和妻子上战场，是为了生一个孩子，兑现自己向牺牲了的众多战友许下的诺言；他冒名开赴炮火连天的前线，是为了追寻、保护自己的妻子，同时发挥一个老兵在战场上的重要作用；他到处寻找情敌，则是要弄清刘川与自己的妻子的真实关系；但当他明白了刘川也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刘川与妻子的关系是清白的时候，他与刘川并肩作战打退了敌军，保住了阵地。“迂回包抄”，从一个老兵的反常性格、奇怪行为中，我们窥见了一个英雄内在的温情、倔强、仁义、博大的性格与精神。刘涛《沉默的树》，同样塑造了一位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形象。这位建设兵团的老兵——大舅，像沙漠上沉默的树木一样，丑陋、低矮、猥琐，但又坚韧、执傲、宽厚、无私，他为社会、为人们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又自惭形秽，不知索取，不想出名，承受着人生的充实和孤寂。这是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但又象征了某种底层人物的精神品格。

艺术模式与小说结构的固化

近年来一个突出的阅读感受是：短篇小说不短，大抵在万字以上。结构相似，显得机械呆板。小说结构历来是小说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许多文学理论家作出了种种归类划分。而在现代叙事学中，把小说结构作为整个系统中的有机组成，作出了全新的定位与阐述。马振方在《小说艺术论》中，把短篇小说分为拟实类、表意类两种形态。拟实类小说又分成故事型、生活型、心理型三种模式；表意类小说则分成幻异型、变态型二种模式。他的划分中有精微之处，但显得复杂了些。笔者则粗略地划分成故事情节型、人物形象型、环境意蕴型、心理意识型、现代理念型等五种。小说结构是多种多态、灵活易变的，一个作家探索、实践多了，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艺术模式。当下短篇小说沿用的依然是新时期文学中成熟的艺术模式，但故事情节型强化了，人物形象型却弱化了，心理意识型在变异，而现代理念型在衰落。

故事情节型是当下短篇小说发展中最常见的模式。小说就是要讲故事，这种趋势并没有错。但过度热衷故事，又抑制了人物形象的表现，阻碍了艺术结构的多样。故事情节又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戏剧化的，一种是生活化的，比较而言，后一种更适宜去表现人物。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涌现了许多擅写故事情节型的作家。刘庆邦是一位长于写故事情节的作家，他把传统的说书艺术同现实主义的写人方法，还有现代小说的叙事技巧，不露痕迹地融为一体。在叙事中贴近人物的心理发展，注入自己的真挚感情，形成一种绵密、温厚、抒情的叙事艺术。新作《照相》，写的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闺女守明，找对象、定亲、照相、分手的故事。纯朴的村闺，对“那个人”并不了解，却自认为已成为人家的人了，为他精心做布鞋，期望他能主动、热情一些。他要去当工人，她厚着脸皮提出照相要求却遭到拒绝，让她很久不得其解。其实“那个人”另有所爱，守明知晓后断然斩断情丝。但照相成为她一辈子的心灵创伤。作家把这位农村闺女的爱情故事以及她的内心波澜，讲述得动情、深切，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传统女性美好的人情、人性，以及她遭受的心灵伤痛。另一位实力派作家杨少衡以写官场题材小说闻名，在当下大部分官场小说作家或转型或撤退的情势下，杨少衡依然坚持不懈，且有大量优秀的短篇、中篇小说问世，是一个奇迹。他用睿智的思想和艺术，把官场的正面负面，官员的行为心理，小说中的故事与人物、思想与方法等，都机智巧妙地熔为一炉，使各个层面、各种读者都能接受。《惊喜连连》写一位副市长陈泰和，凌晨驾车送妻子汪明丽，去市郊一座寺庙，为先母烧香送纸钱的故事。这虽然是一种迷信行为，但拳拳孝心、民风如斯，也是可以理解的。陈泰和深知此行是违反纪律的，因此做了充分准备、详细预案，但想不到他的一切行踪、所为，都在市委有关部门的洞察、掌控之中。当市长找他谈话、核实时，他拿出了准备好的“前往北岭寺事项的说明与检讨”。故事情节是简单明了的，但过程却是扑朔迷离的。读者在故事的流连忘返中，会引发一连串思索：当下反腐的机制措施真是滴水不漏，官员的防护戒备也是无懈可击，它确实起到了反腐败的重要作用，但为什么腐败现象依然层出不穷呢？

人物形象型小说无疑是现代小说的主流。如前所述，意象型、类型型、性格型的人物，在当下短篇小说中既有变化，也有发展，不再赘述。这里着重论述心理型人物形象。

故事情节、人物形象，都可以成为一篇小说的重心、主体。心理小说是从人物形象分化而来的，它同样可以成为一篇小说的重心、主体，是为心理结构模式。新时期文学初期，小说强化了人物的心理描写，而到中期有了意识流小说。但到现在，意识流小说也已衰微，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即在叙述故事、人物中，聚焦某一人物的心理活动历程，用人物的心理涵盖故事的发展，使人物的心理成为小说的重心、主体。这可以说是短篇小说的一种创新，很多作家都运用了这种心理结构模式。付秀莹的《小魏要来》，写的是一位职场女性、家庭主妇“我”，与丈夫老史，准备、等候接待他们共同的朋友小魏的完整过程。而这个过程是由“我”的感受、心理、讲述呈现的。“我”的心理成为小说的主干、主体。三人昔日的朋友交情、“我”与丈夫在北京的打拼、夫妻俩的感情与各自的性格、接待老朋友的精心准备……油盐柴米、鸡毛蒜皮，都包含在主人公的心理流动和自由讲述中，从中可以窥见一代人的漂泊、奋斗、友谊、爱情、人生、精神等等。何玉茹的《无事》，叙述城区的业余京剧社，青衣演员刘健儿突发疾病去世，几位退休演员对她的怀念、评论、哀悼。作家却选了拉京胡的李瑞为视角人物，从他的行动、心理写起、展开。写二人的心灵相通，演戏中的默契配合；刘健儿的含蓄表白，李瑞的怯懦犹豫；此刻李瑞的追悔莫及，用拉京胡寄托哀思。在一系列的心理和行动中，把两位京剧艺人的性格、感情、关系都折射出来了。赵燕飞的《请重新输入》，从中年女人叶子的心理展开，容纳了两代人的爱情婚姻生活。叶子与安平过着不咸不淡的日子，没有共鸣，没有激情。不要孩子，不想未来，是否分手，成为纠结的问题。而风烛残年的父亲母亲，磕磕绊绊走到晚年，母亲已然糊涂，父亲也已老去，但他们却相互依赖、忠贞不渝。从叶子的心理波澜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代人们的情感、精神状态，看到年青一代对自己人生的反思、校正。心理意识型小说，过去往往把笔触集中在某一人物身上，他的观察、感受、想象是狭窄的、有限的。而现在扩展了人物心理的包容度，近乎全知全能视角。这样的方法自然可以扩展小说的思想内涵，但也会带来作品内容的庞杂，人物心理的无序。

环境意蕴型结构是新时期文学中十分兴盛的一种表现模式。小说元素中除故事、人物外，另一种就是环境元素。环境意蕴型结构，用环境、意境、诗意支撑和建构艺术世界，形成一种独树一帜的表现形式。新时期文学中的何士光、史铁生、张炜等，都创造了众多环境意蕴型小说佳作。而当下的短篇小说，环境元素逐渐减弱，那种美轮美奂的诗意小说日益稀少了。雷默《断舍离》写一个孩子天生佛家慧根，最终出家为僧，其父母亲从百般不舍到渐渐断离，经历了痛苦的磨难。故事发生在岛上的寺庙中，晨钟暮鼓、香火缭绕、梵音如缕，伴随着人间亲情的难舍难离。陈应松《红鬃野马》描写湖北大山深处一个小村落，棠娃与父亲最后一家搬离老宅，要迁到一个叫月亮湾的移民新村，他们对熟悉的山村、野马河、树木花草、野兽鸟禽，对家用物件等等，充满了无尽的回忆与留恋。高高的五峻峰犹如五匹红鬃野马，奔腾在天地间，奔驰在他们心中。壮阔、美丽的大自然，与勤劳、质朴的农民，本是天人合一的，但现代化的推进，却要把他们连根拔起，挪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陈继明《三危山》是一篇浓郁、凄美、悲壮的环境意蕴型小说。西北大漠、沙丘连绵、月明星稀，在这样的背景上，上演了一幕人狼搏斗的活剧。那位叫贼疙瘩的猎人，历经凶险终于杀死白鬃狼得到一张宝贵的狼皮，但他也深刻认识到了狼的凶悍、机智、生生不息，产生了对狼的敬畏、理解、抱憾。人与动物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环境意蕴型小说，是一种具有独特思想、审美价值的“品种”，现代读者期待读到更多的精品力作。

叙事方法与叙事语言的探索

在当代70多年的文学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小说创作理论。这一理论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并吸取和容纳了部分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古典主义的观点、方法。我们的理论往往把内容与形式作出“二分法”划分，然后对各个层面、各种元素进行深入研究、论述。譬如题材内容、人物形象、思想意蕴、结构模式、表现形式、语言风格等等。作家、批评家都习惯了这样的套路，引导创作、规范批评，轻车熟路、代代传承。现代主义、古典主义等的借鉴，虽然对小说创作多有影响、改变，但并不能动摇小说创作形成的基础、框架。西方19世纪小说出现一个高峰期，也自然孕育了一套小说艺术理论。但进入20世纪，现代批评理论与方法异军突起，特别是其中的叙事学、文体学自成一体，刷新、取代了既往的小说艺术理论，深刻地影响、改变了现代、后现代小说的发展。走向成熟的叙事学理论，与传统的小说艺术理论根本的分野在于，叙事学不再把小说看成内容与形式的一种组合，而是一个独立的文本、完整的系统。其中的叙事机制、本体结构、构成要素、基本模式、语言修辞等，都是相互作用、完整有序的。这一小说理论无疑更完善、更科学。新时期之后，叙事学理论源源不断引进中国，成为文学理论中的显学。一些作家也在努力研习、吸取叙事学理论，对小说创作有着积极的影响。但从整体上看，这种影响并不深广，也很有限。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现实主义乃至现代主义、古典主义的小说理论成果和经验，但还没有建构起一套独具特色的现代小说创作理论。

当下的短篇小说创作，出现了一种古典主义现象。这种现象由来已久，只是近年来在持续发酵。描写传统的、历史的生活情景或具有传统意味的故事情节，发掘其中的社会人生内涵，并用典雅、唯美的文学语言表现出来，就具有了古典主义特色。中外历史上的古典主义文学，都强调作品的理性特征，主张模仿古代经典，突出人物性格的集中稳定。当下一些作家，重返古典主义写法，把现实生活典雅化，创作了一批可称新古典主义的短篇佳作。潘向黎的一些短篇小说，写的是当下生活，却有一种古典主义韵味。《桥上的圆舞曲》写两位不再年轻的城市男女：女作家与男演员，在乌镇的石桥上偶然相遇，他们畅谈人生，跳起《第二圆舞曲》；又以恋人角色出席同学聚会，在宴席上自如表演。然后回到桥上，互相勉励，依依惜别。两位男女角色的人生境况，情感精神，理想愿望，文化教养等等，在狭小的短篇小说时空中，得到了细腻入微、恰如其分的表现。小桥流水、旷夫怨女、浪漫舞曲……洋溢出一种浓郁的古典主义气息。荆歌《百万现钞》写的是当下玉石行当生活，但读者却会觉得是在写古代古人生活，从现实穿越到了历史。小说中玉石交易、玉商生活、商场算计、武侠打斗、江湖爱情、侠义精神……写得离奇曲折、环环相扣、出人意料而又引人入胜。其中人物居老板的文雅、聪明，朱克龙的狡诈、荒淫，阿星的笨拙、忠诚，娟娟的刚烈、风情……都写得鲜明、生动、传神。作者有意识地吸取了古代白话小说的写法，精心编织故事、突出人物类型化性格、锤炼雅俗共赏的叙事语言，是一篇精彩的新古典主义小说。林筱聆《带皇口的女人》同样写的是现实的茶叶行当生活，但与几十年前的历史生活贯通了。作品围绕斗茶比赛，茶叶历史，过去与现在，呈现了茶叶行当的沉浮起伏，人事沧桑，茶叶文化的绵延不绝。刻画了三个茶人的形象，儒雅、正直的林澜老板，强势、刁钻的“带皇口女人”，聪慧、利落的年轻茶人林秀，作者同样取法的是白话小说的笔法，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相得益彰，叙事语言流畅鲜活，但语言有冗杂、夸张之感。古典主义方法秉承了古代小说的优秀传统，但也存在着需要现代转型的问题。无批判地继承，也会给作品带来保守、陈旧的缺憾。

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历经坎坷曲折，已然不是既往的现实主义，而是容纳了诸多现代主义因素和手法，可称现代现实主义。有的作家借鉴了西方现代小说的隐喻、荒诞、象征、反讽等表现方法，使现实主义小说瞬间得到了艺术上的提升。徐则臣《紫晶洞》以纪实手法，写中国的、东南亚的老板，在乌拉圭大肆开发水晶矿的故事。一位中国的东北老板，却在一次矿洞塌方中失踪，多年后工人们在废矿洞中，发掘出一颗硕大而美丽的水晶洞，切开的剖面却极像那位老板的脸型与神态。那位老板用自己的生命演化为一颗紫晶洞。这是多么荒诞的事情，又隐喻着人与紫晶洞一种神秘的关系。很多人因此受到了震惊，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生命与水晶的秘密。赵剑平《风》别出心裁地从小车师傅的角度，去写一位省级大领导，行车中大领导下车解手，一只受伤的狐狸却悄然搭车，司机师傅却浑然不觉。大领导下车沦为流民，又引出他的腐败故事。故事编得有点太巧了，但荒诞的情节，辛辣的反讽，蕴含着现实的真实。

有的作家吸取了西方的现代观念和表现方法，充分运用细节描写，同样使现实主义得到了深化。杨遥的小说看似是地道的现实主义乃至自然主义的，却往往渗透着一种现代主义感悟与认知。《青花瓷与野鸡》描绘了传统乡村最本色的生活。那位农家孩子面对青花瓷一事表现出的诚实、困惑、茫然，几个农民面对一件文物的无知、盘算、实在，传递出多少社会人生的内涵啊！杨遥对细节的选择、运用，有着独特的认识与心得，他在一篇创作谈中说：“好作家描述的细节除了来源于真实生活，还有一种是在生活的基础上通过想象来呈现。……这种‘真实’不是表面上的真实，它脱离了大众的思维定式，脱离了普通的常识范围，但符合深层次的逻辑，某种意义上更加真实。在逻辑基础上想象的细节，可以让小说长出翅膀，从而抵达更远的地方。”［3］在这部作品中，地上爬动的蚂蚁，男人脑袋上的灰白头发和红色肉瘤，爸爸破裤洞漏出的红色底裤等等，无不强化着生活的质感，弥漫着一种朦胧的迷雾。欧阳娟的《余地》写的是一位65岁的单身知识分子与一个18岁的妙龄少女的暧昧纠葛。作家虽然借助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但对少女的主动示好、大胆挑逗、坦然献身，对老知识分子惶恐不安、春心萌动、理智撤退……作出了细腻、逼真、精彩的描写。写出了知识分子在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苦斗、超越。他维护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高与自尊。

小说的叙事语言，在传统的小说创作理论中，只是表现思想和内容的工具，它的最高目标是达到风格化。而在现代小说叙事学中，小说语言上升到了一种本体地位，所谓“叙述就是一切”。在学术研究中，语言的结构、功能、修辞、词汇、语句、语段等，都得到了深入、细致的辨析、研究。当下短篇小说的叙事语言，确实在不断地进步、成熟。大多数作家更倾心的是语言的修辞、个性等问题。从现代小说叙事学的角度，组织、运用语言似乎还不是那么自觉。韩东既是诗人也是小说家，他的《碑书》写一位40岁的老姑娘与一位50岁的未婚男人的相亲与交往，事件不大，主题不新，但作家却凭借自己简练、朴素、精辟、隽永的叙事语言，引导读者走进了两个人独特、微妙的情感和精神世界。是语言成就了人物、小说。东君《为张晚风点灯》，以“我”为叙事人，讲述当代乡村说书人的生活、表演、命运。叙事语言质朴、深情、悲怆，有着浓浓的民间味、古典风，就像倾听阿炳的《二泉映月》。

小说文体的变革，一是要靠社会外因的诱发，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学；二是要靠文体内因的爆发，如新时期文学中期的新潮小说。但在社会外因弱化的背景下，小说能否通过反思，激活内因，迎来一场深刻的自我变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