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莞的儿童文学作家队伍中，以现实题材见长的谢莲秀、香杰新两位作者，是沉静深耕的典范。两人共同创作的儿童长篇小说《东江谣》以独特的气质令人心神一动，作品弥漫沁润着浓郁的岭南文化气息，氤氲荡漾着古老江河的粼粼波光。

《东江谣》以绵延千里的东江下游沿岸村庄为主要背景，以童年视角，描绘改革开放背景下城市化进程中的变迁、发展和冲突，以及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心理和思想变化，呈现出童年成长与时代变迁相交织的深刻主题。作品表现了东江源头及沿岸的生态之美、岭南水乡民俗和人文之美，培养少年儿童的家园意识、生态意识和环保意识。作品立意深远，既体现了时代主题，又融入了东江流域独特的客家文化、岭南文化，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现实题材力作，呈现厚重的地域性和时代性，具有很强的趣味性、文学性和感染力。

“谣”的本意是不用乐器伴奏的歌唱，与经、史、传、记不同，“谣”突出的是民间性和传奇性。因此《东江谣》既是童谣、民谣，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云水谣”，轻轻拨响了岭南文学的低声部。这部以古老的东江下游岭南（东莞）水乡为背景的儿童小说，看似轻盈、简洁、明快、纯净，却有着更深层次的思考，隐藏着浓厚的“水源意识”。

《东江谣》以反映岭南水乡的龙舟文化为主线，挖掘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细节，比如奉聘金龙、遁地妈船（合称“飞天遁地”）所承载的南宋历史细节。东莞水乡制作龙舟，需要到东江源头的赣州区域采伐木材，源头的木料、下游的龙舟、两岸的生民、共饮的江水……将东江作为有机的生命体呈现出来。东莞有着丰富的南宋历史遗迹，如位于东莞城区的赵皇姑坟、流行至今的大盘菜，都与南宋宗室南渡有关。苏轼谪居惠州期间，曾多次访问东莞资福寺。资福寺长老祖堂修建罗汉阁时，曾到福建采木；明代的袁崇焕跟着父亲到广西采木、贩木，后来从广西中举，一度被认为祖籍在广西，实际在东莞。采木既是制作龙舟的重要工序之一，也是在精神上寻源、寻根的象征，《东江谣》发掘的这些细节在不同的文学、历史、艺术、民俗文本中形成互文，丰富了东莞的人文形象。

这些历史细节，从文化地理层面揭示了东莞的自然“水源”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东江作为沿江城市的“母亲河”，一方面养育了两岸人民，另一方面则表明水乡地区不适应森林大规模生长，建造房屋、桥梁、用具（包括龙舟）等不得不依靠江西、福建、广西等地生产的木料，这就从文化地理上充分表明，东莞人口繁衍、城乡发展的“水源”离不开社会生态意义上的周边地区。

人文精神是物质的“源头活水”，发掘东莞的人文精神必须立足于对物质和精神的平衡把握。东莞水乡的伐木队进入东江上游伐木，潘伯公和黎水隆（黎梓龙的爷爷）砍伐一棵古老的松树时发生意外，被一棵“通灵性的”古树保全性命，这凸显了《东江谣》对“天地神人”和谐统一的追溯和确认：无节制地掠夺自然、无约束地放纵自我，都将遭到自然的惩罚。正如人们不断砍伐东江源头的古树，“有一年山洪暴发，山体坍塌下来”，曾经救过潘伯公、黎水隆性命的老树“也被埋在下面了”。

岭南水乡是“乡土中国”的重要部分，小说中写道：“现在城市都在不停地扩建、更新，好多老房子、老物件，都可能难保了。”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能忽视传统手艺的传承，低估民俗文化承载的精神力量。许多现实的困境的形成，正是因为人文精神的欠缺，而“神奇的龙船，以它神奇的方式唤醒人们已麻木的神经”。

《东江谣》三重发现的核心在于对人文精神的追溯和确认，这是这部长篇儿童小说的灵魂所在和点睛之笔。

（作者系东莞行政学院文化与社会教研部教授，东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