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这天，我应邀在广州市花都区作了一次关于阅读的演讲，跟花都区作家协会的朋友们得以相识，并被他们对于文学的虔诚所深深感染。如今，当《花都作家文丛（第二辑）》以沉静而庄重的姿态呈现在眼前时，我仿佛再次看到他们的笑容，触摸到他们的心跳。

花都区作家协会始终是一个温暖的港湾。它不仅以文字为纽带，将散落的星光凝聚成璀璨的星河，更以文学为支点，撬起一片诗意栖居的天地。“作家带你读好书”“作家进社区采风”“我与花都作协30年征文”……这些看似平凡的活动，实则是一场场精神的盛宴。在这里，作家们不再是孤独的写作者，而是彼此映照的同行者；文学也不再是孤悬高阁的阳春白雪，而是扎根泥土、滋养人心的根系。这种团结与共生的力量，让花都区作家协会成为南粤大地上一面鲜明的文学旗帜。

我曾在广东省作家协会工作多年，对各级作协工作有着深入的了解。像花都区作家协会这样的区级作协，在创办及发展初期，主要依靠社会和作家们对文学的热情与奉献运转。我们不应轻视这些基层作协，比如花都作协就给我深刻启发，它体现了文学在这个时代的独特的社会价值，创造了一个对抗原子化社会的“文学共同体”。在这个被社交媒体的碎片化交流所主导的时代，花都作协通过读书会、社区采风等线下活动，重建了本雅明意义上的“灵韵”——那种只有在特定时空中才能产生的精神共鸣。写作者在这里获得的不仅是技艺切磋，更是一种对抗现代性孤独的存在确认。这种集体创作生态，意外地呼应了中国传统文人结社的精神传承，却又注入了当代基层文化的活力。作家协会如同一个微型的“理想国”，在这里，文字恢复了其最原始的仪式感与神圣性。

翻开这十本书，便踏入了一片丰饶的文学原野。刘浪的《岁月有痕》以时光为经纬，在散文的舒缓中刻下生命的哲思，展现了散文这种古老文体在记录时间刻度上的特殊力量；吕麒麟的《赶马拉大车的父亲》则通过个人记忆的考古，揭示了乡土中国在现代转型中的精神阵痛，勾勒出乡村振兴的温情图景；清河的《宛在水中央》用细腻的笔触，将日常琐碎酿成诗；闻月《母亲的翅膀》、韩杰《南风晚归》、谭晓瑜《至爱》这三本散文集，让我看到了当代人生活的多样性以及对于生命深度的回归；而张娟、黄鹏、流际天的诗集《我的门廊潮湿》《灵犀图腾》《一指禅》，则以意象的刀锋拨开现实的迷雾，让词语在打磨中变成生存的证词；而作为压轴之作的《我与花都作协三十年》则是以个人视角讲述与作协、与文学的不解之缘，分享从事写作的那些美好瞬间以及其带来的切身思考，展现了个人成长与文学发展的交织，折射出时代变迁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无论是散文的沉静、随笔的深邃，还是诗歌的跳跃，每一部作品都如同精心打磨的玉器，既有个体温润的光泽，又折射出时代精神的面貌。这些文字是作家们对生活的深情凝视，也是对文学信仰的具体实践。

这些作品构成了一幅当代精神地形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普遍呈现出一种“在地性”写作特征——它们拒绝全球化语境中的同质化表达，而是固执地从方言、地方志、家族史中汲取养分。这种写作姿态，避免了文化的同质化，使文学成为保护地方性知识的精神方舟。

尤其令人动容的是花都作协主席刘浪的坚守。身为中国作协会员、屡获殊荣的作家，他在国企工作，本可在工作之余独享书斋的宁静，却选择将心血倾注于基层作协的耕耘。他是一个积极热情的“大哥”，是当地文学人的主心骨，带领花都作家在文学的航道上破浪前行。他的《岁月有痕》不仅是个人创作的结晶，更是一份见证，见证着一位文学组织者如何以行动诠释“责任”二字的分量。这种纯粹的热爱与无私的奉献，正是文学薪火相传的根基。

刘浪还组织作家与当地的村落合作，让作家们为村落书写村志，这是极为意味深长的。除了上文所说的“在地性”，还有着中国传统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这实属难得。刘浪作为创作者与组织者的双重角色，在看似“跨界破圈”的“文学流浪”中，反而让我看到了当代文学在突破专业化的牢笼。在文学场域日益学院化的今天，他坚持将文学重新公共化的努力具有特殊意义。这种实践暗合了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构想，将文学从专业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恢复其社会介入功能。花都作协在他的经营下，变成了一个联结知识分子与普通市民、联结政府与社会的虚拟又真实的“艺术空间”，在这里，文学重新承载起人们的公共精神场域。

在这个屏幕占据眼球的时代，纸质书籍或许成了“奢侈品”，但文学的本质从未因载体而改变。它始终是心灵的避难所，是思想的栖息地，是我们在喧嚣中安放灵魂的净土。当这些作品从花都出发，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时，它们将如种子般播撒，在读者心中生根发芽，长成一片永恒的绿荫。

纸质书籍在数字时代的“奢侈品”身份，恰恰凸显了其传承久远的历史价值。当屏幕阅读导致注意力碎片化时，这套文丛的实体存在本身就是对深度思考的捍卫。这些纸张承载的文字具有数字文本无法替代的物质性：翻阅的触感、批注的痕迹乃至纸张的老化过程，都构成了阅读体验的有机部分。这种物质性创造了一种慢速阅读的可能，使读者得以在文字中“诗意栖居”，而非仅仅“刷屏闲逛”。

这套文丛的深层意义在于它展示了一种数字时代的生存策略：当技术理性试图将一切量化时，文学坚持为不可量化的精神世界保留领地。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一种质朴的“生活诗学”。这种“生活诗学”不是怀旧式的退守，而是以创造性的姿态重构人与语言、人与传统、人与社区的关系。

正是如此，《花都作家文丛（第二辑）》把我的思绪引向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技术祛魅的世界里，我们如何重新获得生活的诗意？这些作家的回答是：通过坚守文字的炼金术，通过重建创作的共同体，通过在地经验的深度开掘。他们的实践表明，文学在当代社会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答案，而在于持续地恢复词与物的关系，恢复人对于世界的感受力与想象力。

当这套丛书从花都走向更广阔天地时，它传播的不仅是文学作品，更是一种在数字洪流中保持精神独立的生活可能。愿这套文丛成为花都文学的里程碑，也成为所有热爱文学者的精神共鸣钟。文学从不曾老去，它只是以新的姿态，在每一代人的笔下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