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闻道是中国“在场主义”散文流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自始以来直接深度参与了“在场主义”散文的命名、理论构建、创作呼应和评介推动；杨文丰是把鲁枢元先生的“生态学三分法”“三态理论”和肖云儒先生的“三态同构”理念引入生态散文创作与研究，并创建“大生态散文‘三态同构’”思想的第一人。事实上，以“介入当下”为旗帜的在场主义，和以生态道义为担当的“大生态散文”之间，存在天然的内在关联。在场书写如何介入大生态，或者说大生态文学如何在场，以及“大生态散文”在场书写的多种可能性，等等，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前沿的文学课题。周闻道、杨文丰二人以“大生态散文在场书写的多种可能性”为核心的对谈，从生态散文不可或缺在场性，在场生态书写有多种可能，科学赋能“三态同构”推进在场散文现代转型，智能化时代生态书写更须“三心在场”，生态散文的标识及在场书写的关键点、重点和难点等五个方面，结合“在场主义散文”与“大生态散文”各自的特点，以及二者的根性交融性、互补性、互促性，融理论与创作、作品与评论于一体，解构与建构于一炉，不仅对于关联二者，甚至对当下散文乃至整个文学创作、研究和理论创新，都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在场主义散文；大生态散文；三态同构；三心在场；在场叙事；生态介入；聚焦一地；天人和美

一、生态散文不可或缺在场性

周闻道：文丰先生好！你的散文《任何墙都挡不住心的自由》曾获第六届在场主义散文奖。你这篇获奖散文关注的生态，不只是自然生态，而是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即“三态”的融合，这很符合你提出的“大生态散文‘三态同构’”式书写，但这篇作品更侧重的是精神生态的在场书写。该作品涉及的素材很繁杂，请你谈谈写作缘起，以及在处理在场性素材时，又是如何考虑的。

杨文丰：很荣幸有机会与闻道先生对谈在场生态文学。在东坡故里出席颁奖典礼时我才知道，我的这篇刊发于《天涯》2014年第2期的长文，还是评委会荐评的，这充分说明了在场主义散文奖的公正性，非常感谢评委和《天涯》杂志！千禧年以来我主要从事生态散文写作与研究探索。正如你所说，我所关注的生态不只是自然生态，还包括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这篇写柏林墙的长文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有关，但我主要还是写的精神生态。

这篇散文的写作缘起，源自我在柏林墙前的感悟。2013年7月的一天，我走近了德国波茨坦广场的柏林墙。让我惊异的是，这堵残墙既有历史回音壁的沉重回响，更是粘满色彩斑驳的口香糖——墙上重重叠叠的口香糖，显然是被人唾弃后有意粘上去的……这让人联想颇多，我凭直觉感觉里面大有文章，回国后我便开始研究与柏林墙相关的社会历史和精神生态问题。这篇散文的素材确实很庞杂，也甚是微妙，其中的许多问题，在当下语境下，处理起来确实颇费功夫——比如，作为一座供反思的“墙”，从酝酿筑“墙”到进入构筑，再到终于被愤怒的民众推倒，这漫长的时间段里牵涉的历史陈年账事，该如何取舍？该写到什么程度？如何才能将与“墙”有关的政治、历史、生态和哲学的思考熔于一炉？在历史的真实与荒诞面前，人性的坚韧该如何阐发？如何赋予“墙”超越物理的象征意味，呈现精神的本质意义？等等。

现在回看，在艺术上，我着重处理了以下几类在场元素：一是紧抓精神在场的体验和思考。比如墙给我的感觉，都是基于实实在在的在场亲历感受。我特别写了手指触及口香糖的“黏软”体验。那是一种透析着“厌恶”“鄙弃”“愤怒”“决绝”的体验，蕴含深刻的社会历史和精神生态意义，表现出人们对“墙”的态度。二是注重呈现墙的在场空间意蕴。比如，我写了自己在“死亡地带”的沙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跋涉，这个场景细节可体现试图穿越禁锢的危险，也象征艰难走出那段历史的意志。三是强化伤痛与残忍。如引入犹太孩子在与妈妈赴死前以颤动的笔迹给父亲写下的诀别信，以其无法承受之重，将人性的恶与善交织在一起，直击人心最柔软处。这是触及人心深处伤痛的证言，也是介入当下世界乱局的参照。四是着力丰富“墙”的象征内涵。除写柏林“墙”，我还写了形形色色的“墙”对人的影响，特别是自己“沉浸”入棺材式死亡纪念碑林时的想象，目的是反思“墙”的恐怖和给人的不尽创伤。

我在这篇文章中，事实上已以在场姿态介入了历史，各个亲历的细节多以“特写”定格，并以第一人称叙事，追求最大限度地放大个体的感官体验，还原历史真实，扩充文章的共情性和思想冲击力。我希望以在场叙事与形而上的思辨相结合，建构“墙”的象征意蕴：不论有形的墙，还是无形的墙，都无法禁锢人心对自由的渴望与追求。这是精神生态最美好的愿景。

周闻道：有力量的散文都是强烈介入当下现实、以文本呈现历史的，换句话说，都是深具在场性的，中外皆然。西方生态散文作品，许多会集中写一个特定的场域，比如梭罗写一个湖，利奥波德写农场沙乡，还有些作家则写河溪、沙漠等等，但又不仅仅停留于此，而是以此为触媒介入时代。从在场角度看，你如何评价这种写法的优势和局限？

杨文丰：这是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集中写一个特定场域的方式，可称为“聚焦一地”式在场生态书写，这种写法有不可否认的优势。聚焦具象的湖泊、农场或溪流等，有利于一点进入，深度钻探，“栖居者”也容易获得深度观察的“在地知识”。梭罗《瓦尔登湖》笔下湖冰的爆裂声、湖水透明度随季节的变化，不仅写自然变幻，更是在写世道人心，如此的文字源于作家对湖水精微、连续的观察和体感，其中包含与湖水日复一日的对话，匆匆过客、游离于生活表面的人，是甚难感受，也无法捕捉和表达这些东西的。

当一位作家能描述聚焦之地的代表性细节时，他的声音就携带了土地的重量，文本不仅仅是作品，还可能成为生态的在场证词。

“聚焦一地”还有利于作家深入认识局部的生态问题，乃至生态症结，也有助于从自然、社会、精神多维度催生个性化的土地伦理观。“土地共同体”这一划时代的生态理论，是否全因利奥波德“聚焦沙乡”而得悟，未见有人考证，但我认为至少与“沙乡”有关。何况，长久“聚焦一地”，作者对熟悉的一草一木难免挚爱，文字会融入情感，“文章不是无情物”，文墨含情容易唤起读者共鸣。约翰·缪尔（John Muir）就称内华达山脉为“光之山脉”，这多少带有情感的“定义”，与他与内华达山脉长期相看不厌、已生虔诚之情有关。然而，“聚焦一地”的书写，犹如一枚硬币，有其两面性，倘若作家的功力不够，将容易陷入认知局限，或浅表的现象描摹。

何以这样说？因为个体微观生态点的经验，不足以代表更广阔地域的自然、社会情状，这显然是一个问题：沉溺于“小尺度的写作”，对局部问题可以产生深度认识，但不排除因视野窄小而陷入信息孤岛。在现代社会，许多紧迫的生态问题诸如跨境污染、全球变暖等，因为问题本身有流动性，你囿于一地书写，限制了视域宽度，将弱化作品对生态现象的解释力和批判力；此外，聚焦一地虽然如前所述容易笔底含情，但此情是否混合着对深耕之地的偏爱？文字是否会滑向不恰当的美学过滤或浪漫处理？这些都涉及会不会削弱生态写作的科学性和批判功能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依然离不开在场，即无论“点与面”的观察、认知还是书写，都必须用心用情，积极介入，才能去除遮蔽，抵达本真，让个体经验因为介入当下而拥有了时代的意义。

西方生态散文，何以“聚焦一地”式的书写居多？我想这与西方倡行实证科学有关联。实证科学强调，知识须来源于对指定对象的反复观察与实验。此外，这与西方的领地意识也可能存在心理联系。

二、在场生态书写有多种可能

周闻道：确实，“聚焦一地”的书写，是可以实现深度在场的有效方法之一。然而，文无定法，生态散文风格也应百花齐放。对“聚焦一地”在场书写方式的探讨，我们还可以继续引向深入。我想请你结合自己的研究和创作实践，谈谈生态散文更倾向于怎样的在场性写作。

杨文丰：“聚焦一地”犹如“在一个地方打深井”。在这个信息时代，假如能链接上“全球网络”般的视野，同样可以走出“井底之蛙”的困境。换一种说法，一种既能掘出“深井”，又具有全球信息视域的写作，在生态危机全球化的今天，不失为值得倡导的生态书写方式之一。一个作家如能够找到一种与自己的禀赋、学识高度契合，且可创造出独特风格的在场生态书写方式，有效地以个性经验介入时代，无疑就找到了理想的法门。每个人的禀赋、学识各不相同，如果都异彩纷呈，这对于生态写作，是何等的幸事！

当然，一个人艺术风格的形成，有复杂的内外原因、机缘，也并非你想找就必定可以找到，这比较复杂。如果只谈一篇生态散文是否成功，我认为判定标准也并非“众口一词”，重要的还是作家的个体体验是否真能“介入”时代且求得“本真”；而能否结合个性体验、洞察个性化的研究，传递出“关系的艺术真实”，才是最根本的。

在这个信息时代，“聚焦一地”事实上也绝对做不到只写一地。我也不太相信有谁可以仅以一种单一的、线性的方式书写一地，因为任何存在都不是孤立的，黑格尔说“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就指出了世界的普遍联系和内在因果。我倾向“聚焦一地”的在场生态书写，宜以“一地”的生态状况为切入点去深挖，进行“精神钻探”和意义发现：先发现个性化生态标本，并通过此“一地”的经验，链接上“全球网络”般的视野，从普遍联系和内在因果中追根溯源，达到超越“标本”的个别性、特殊性，以寻找出普遍性、深刻性，最终实现介入宏阔时代、呈现存在真相、积极干预改变的目的。这里显然包含着在场生态写作具有的多种可能性。比如，就包含着闻道先生你倡行的“行走书写”式在场生态写作。

在以风行“聚焦一地”的美国生态文学中，仍以约翰·缪尔的《夏日走过山间》为例，其也并非只写一座小小的山，而是记录了他在内华达山脉牧羊的“旅程”，并通过“旅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介入对象。他用脚丈量生态梯度，细致观察随海拔升高而变化的植被、动物与地貌如何次第演替——作家以“行走式在场”的方式，将南北延绵的山脉视为一个生命整体的网络而书写，其间深刻融入了自己的观察、体验、认知和发现，调动了自己的相关资源，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系统地、多角度地、深刻地呈现本来也非“孤岛”的“山间”物事样貌。

还有一种重要的写作方式，我称之为“泛化场所感知在场”式生态写作。这一写作方式超越物理地点，甚至脱离固定的地理坐标，去边界、去中心，把“单一物理场所”拓展为“自然—社会—人文”生态关系交织的关系性、动态场域，通过作家个体心灵对复杂生态关系的在场感知，呈现对多维生态现象的思考与发现。

苇岸的作品我们都较熟悉，他未含《二十四节气》在内的系列开放式散文《大地上的事情》，我认为就是此类写作的范例。这部作品简约、克制，是他典型的持“大地伦理”观念，在日常不定边界的场域中将对自然生态的散点式观照和个性特质、经验相融并升华为哲学思考，以个别介入整体并具有时代生态意义的在场审美文字。而卡森《寂静的春天》则可视为“聚焦问题式在场”书写的典范——这本大书聚焦的物事，都是她科学追踪并为之忧心的、深受化学污侵的“现象”。作家并不是依据长期居所地或某个喷洒农药的地域而写作，而是基于农药污染的潜在危害，以虚构的一个具象村庄作为承载问题和科学伦理的叙事载体。正因为她对问题的认知具有发现式的科学深度，加之有长期的科研积累和生活经验，所以她尽管并不书写直接的生活经验，却写出了科学真实惊人、艺术冲击力强大的传世之作。

我本人最推崇的生态在场写作，是“聚焦在场问题物式写作”；我喜欢聚焦的“场域”之物，未必囿于某个固定的地点，但须是承载自然、社会和精神领域生态问题之“物”，我希望以文字构筑有意味的形象，甚至化无形为有形，赋予意义“场域”之物以生命。我惯常以平等的目光平视书写对象，消解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在书写中我无法不将笔触由物的细部平移或不定向地推向整体及相关物事，追求融科学观察、审美体验和哲学思考于一体，以求进入富有东方美学意蕴、万物关联、在场共生的书写境界。

现在来看，凡是我将在场“聚焦”承载生态问题之“物”，并将科学视角“散点”介入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问题”的书写，比如《病盆景》《海殇后的沉思》《雾霾批判书》《人蚁》《天麻劫》《敬畏口罩外的微生灵》《离家的猫头鹰》《夕阳笼罩的珊瑚》《榕树寓言》《生态客家围》等篇什，都受到学界较多的关注、评论。其实此种写作方式，与中国山水画长卷以散点透视联结展开，甚至将不同季节的各物及“场景”同时写入同一画幅的方式，颇为相似。中国传统山水画着墨，无须局限于特定之“地”和同一时间。中国山水画与西方油画之所以存在天壤之别，我认为主要是由两者“聚焦”的“场域”不同所决定的。从这个角度看，“聚焦一地”的写作方式与严格采用透视法——视线不能主观、率意游移的西方油画，倒深具相似性。

周闻道：我赞同你的观点。不论是聚焦一地，聚焦问题，还是散点透视，追求的都是去蔽、敞亮、本真，都是作家主体对书写对象的介入，让个体经验上升至时代意义，此即在场核心。优秀的在场生态散文，必然是关注当下现实、作家主体介入、追问存在真相、承载时代意义的散文。“去蔽”为的是能极致地认识事物，发现本真。“场”是一个客观存在，对场域事物的认识程度，并不是由场所决定的，其完全取决于作家的认识能力和方法。当下不少生态散文对生态现象的认识往往停留于表面，即便身体在场，认识仍然肤浅，其根本原因就是精神没有在场，被假象遮蔽，不能抵达本真。

杨文丰：确实。生态散文作为一种复合型文学类型，作为具有审美性、生态性、思辨性、批判性的文体，假如只是身体在场，精神不在场，就不是真正的在场。就像一位领导应邀去参加某个生态环境治理活动，只是例行公事地到了现场，照着秘书写的稿子念了几句，就匆匆离去；而对为什么要举行这次活动、这里当前存在什么突出的生态问题一无所知，更没有认真研究，找准这些问题的成因和解决办法，充分利用可调动的资源去有效解决问题。这便是精神的缺席，或者说不在场。作为作家，则是无法以文字介入生态，无法“去蔽”，远离本真，就丧失了写作的意义和价值，如此又何以能助力推进人与自然间断裂的、本该和善的精神纽带的重建，又何以体现文学的功能？

显然，要实现生态书写在场，未必非要“聚焦一地”式的写法不可。前面谈到在场生态书写有多种可能性，过分强调一种写作方式，也不利于写作呈现多样性。以何种方式展开在场生态书写，由作家基于对象及个人的情况选择较好——只要能写出好作品就可以了。

三、科学赋能“三态同构”  推进在场散文现代转型

周闻道：你曾提出大、小生态散文概念，认为仅聚焦自然生态与浅层次的精神生态，未能触及社会生态的散文属于“小生态散文”；而能打破“人与自然”的二元认知局限，超越自然生态，“介入”社会运行与精神世界，深入挖掘并能艺术化地呈现“三态”的关系及其问题，强调人的谦卑与担当，崇尚“天人和美”，具有生命哲学意义的散文，则是“大生态散文”。你将如此的在场生态书写称为“三态同构”。

据知，法国哲学家菲利克斯·加塔利（Felix Guattari）在1989年出版的《三重生态学》里，提出自然、社会、精神三重生态框架，这是国际上最早的“三态”理论源头。著名文艺理论家鲁枢元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生态文艺学》中，提出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的“生态学三分法”，奠定了“三态”理论基础。而曾提出散文“形散神不散”理论的著名学者肖云儒先生在《中国古典绿色文明》中，将“三态”升华为三层同构、全息交感、互融共生的关系，提出“三态同构”的核心表述。然而，明确提出“大生态散文‘三态同构’”思想，阐述其内涵与在场写作路径，并着力进行创作与理论呼应的，你是第一人。

说实话，作为一名在场写作者，我非常欣赏这一思想。它让生态散文超越了传统书写囿于自然生态的局限，让生态文学的在场书写进入了自然、社会和精神有机融合的哲学境界，并为臻入“生态美的艺术哲学”开拓了广阔前景。请你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具体阐释一下你的“大生态散文‘三态同构’思想”，以及其与在场生态书写的关系。

杨文丰：“大生态散文‘三态同构’”这一思想，与我研读鲁枢元先生《生态文艺学》的心得相关，但其更直接的启发，还是来自学习肖云儒先生《中国古典绿色文明》得到的启示，同时也融入了我20多年来从事生态书写与研究的经验和思考。我设想并理解的生态散文“三态同构”思想，具有完整的逻辑与框架。其中“三态”作为核心范畴，兼具本源性特点和丰富内涵，是“三态同构”思想的哲学本体论根基；其理论结构包含三个维度：

一是自然生态。作为元生态，自然生态是“三态”中最具本源性的独立维度，在人类社会出现之前已存在——既是人类生命的本源，也是人类社会的根基。自然生态包含天地万物的自然形态、运行规律与系统性关联，涵盖着原生自然与人的现实关系。自然生态系统的均衡态，就是我在《海殇后的沉思》一文中所述的大自然慈眉善目的“母性”，失衡态彰显的则为威严与报复的“父性”。自然生态影响着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发展走向，是“三态”的基础，但并非单纯的书写对象，而是在场书写的物理基石，一般情况下也是在场书写的起点，是承托精神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平台。生态问题的探讨，一般也是以自然生态的本真状态为参照。

二是精神生态。精神生态是人在与自然和社会的互动中形成的生态认知、价值观念、伦理与信仰、审美情趣，是人对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精神投射，包含敬畏、忧患、悲悯与反思等，是作家在场产生的真实的精神震颤。精神生态是“三态”的内在核心，是在场书写的灵魂。

三是社会生态。社会生态是人类在现实活动中构建的由经济、政治、文化、法规、制度、管理、教育等构成的整体，是铺陈并关联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介质。社会生态有自身的特殊性，有时甚至会因其在社会治理中的特殊性，对自然和精神生态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社会生态可作为研判生态书写是否在场的锚点。在场书写社会生态的意义在于，可直面真实的生态危机与社会矛盾（如战争、疫情、环境、宗教等），最能直面回应时代对生态问题的关切，彰显书写介入现实的道义担当。

“三态同构”建立在“三态”之间既各有边界又互具内在关联、相互生成的结构性联结之客观基础上。“三态同构”并非“三态”的简单叠加，而是全息交感、互融的动态同构，正反双向互动、显性隐性多层共生的有机整体，其通过本身具有独立性的各态多维关联和双向互动构成立体的场。自然生态是滋养精神生态的根基，社会生态则影响乃至制约精神生态的形成与发展；而精神生态亦会反作用于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影响人类对待自然生态的态度与行为。如果各态之间能协同友好，则共生共促共荣；任何一态的畸形失衡，都将引发整个生态体系的紊乱，最终导致人类遭受自然与社会的双重报复。

当下生态书写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普遍注目于自然生态与浅层次的精神生态，特别是对“三态”的融合性、关联性关注不够，精神生态的写作并不深入，对社会生态的介入性不强，多是浮光掠影。然而事实上，社会生态一旦失衡，即成为导致大生态危机的诱因，比如我在《敬畏口罩外的微生灵》中写的那场惊世“球疫”，初期仅源于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关系的小范围异位、断裂，然而，瘟疫作为社会性疾患，竟迅猛地催化社会生态失衡，一时引发全球范围内各种矛盾的激化……这难道还不足以印证社会生态在“三态同构”中举足轻重、不可缺席的作用吗？

“三态同构”思想对在场书写的影响，我最关注两个方面：

一是它给在场生态书写界定了本真的“三态”审视空间。这就便于导引并促使作家“亲历性”地深入体验自然生态、审视社会生态、内省精神生态，由“浅窄在场”进入“深广在场”乃至“立体在场”，抑或进入生态伦理在场、精神生态在场和哲学高度在场。这势必使作家可对多元交织、互动共生的自然、社会、精神的信息材料，作出视野宽阔的处理和立体的艺术激活，而不只是孤立地写自然、社会或精神，而可去精准地揭示“三态”之间互相交织、互为背景的矛盾统一关系，赋予在场书写臻入至真至善至美境界无限的可能性。

二是它为在场生态书写拓展了广阔的疆域。“三态同构”将“三态”并置互证，笔墨从自然物延伸至社会伦理与精神层面，不期然就超越了在场生态书写单一化或仅触及自然生态及浅层次精神生态，对社会生态并无多少介入的碎片化书写——这是无法回应时代生态真实和急切命题的小生态式散文书写；更重要的是，还由于大自然已成为重要角色，显赫地具有了被人直面、与人平等的待遇并被书写，那长期以来“文学是人学”的界围，不就在事实层面上已被突破了吗？

周闻道：“大生态散文‘三态同构’”书写范式，将生态书写从自然层面拓展至精神、社会的全方位深度，对在场生态书写的作用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它可促进传统生态书写与在场写作的深度融合，构建在场生态书写新格局，提升在场生态书写的思想容量与艺术含量，开辟在场生态书写的无限可能性。这无论对生态叙事还是在场叙事，都提供了积极有效的创新思路与思想资源。可否结合你的创作实践和“大生态散文‘三态同构’”思想，谈谈科学视角介入在场生态书写的问题。

杨文丰：科学视角的引入，也可以说是科学赋能。它包括生物学如植物学、动物学和物候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也包括社会科学知识，当然还包括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作家认识对象世界，一般难以避免“我见青山多妩媚”式的主观投射，认知有时更是未必精准，甚至出现谬误。借助科学视角，有助于穿透“三态”表象，更好地认识生态系统构成要件的机理和内在逻辑，看清生物与非生物的运行轨迹，深入地理解生态系统运行机制，更精准地审视“三态”及其文化与伦理动因，作家的书写无疑更在场，作品也因承载生态真相而具有时代意义。

中国人向来崇尚“格物致知”。“格物”乃穷究事物之理，“致知”则是由此而获得真知。引入科学视角，不只是与这一理念形成深层呼应，更是对“格物致知”的精准强化。依《北京文学》主编师力斌先生的观点，将科学元素融入文学写作，已不只是发扬科学精神，亦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崇尚“德先生、赛先生”的遥远回应。

写作实践告诉我：在“三态同构”在场生态书写中，科学元素事实上既是思想工具也是审美资源。科学元素的介入，最终目的是指向生态本源、生命哲学、文化反思，不但可为深度认知“三态”增添驱动力，为深度在场提供“捷径”，还能对在场书写的内涵和功能产生深刻的，乃至革命性的改革，促进生态散文的现代转型：

一是思维的转型——由浅表抒情转向思辨审真。传统散文多主观抒情，注重情绪宣泄与自我感发，对世界的客观审视与理性思辨不足；科学理性元素的注入，让在场实证观察与逻辑思辨增强了认知深度，强化了文本思想硬度，让散文由单纯心境抒发转为对世界的理性认知。这让作品的理性立场更坚挺，更具权威性；作品的审美根基也更为坚实——正如此前我与程相占教授对谈时所持的观点：“生态散文的审美基于审真，基于对自然、社会的本质、规律和特征的认识，所以，审美能力的提高，有赖于审真能力的提高。”这已不止于要求从思维层面走向散文的现代转型。

二是结构的转型——由二维平面结构转向“三态”的立体结构。传统生态散文的叙事结构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大都是二元平面的，且多以个体的经验为中心；在“三态同构”中，将自然、社会和精神融为一体而纳入在场书写，主观与客观、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对立格局已然被打破，构建的已属整体性、系统化的表达框架；同时，由于科学的介入，散文的内涵结构已重塑为兼具自然、社会、精神维度的立体结构，这显然为审美升级与功能拓展奠定了前所未有的基础。

三是功能的转型——由个体感怀转向时代的精神建构。传统散文偏向个人化写作，多为一时一地的个体感怀，主观、浅显的“现象描述”，思想的生成与建构的能力较弱；“三态同构”书写让作家以亲历者的在场姿态介入自然、社会和人的精神世界，特别是科学视角的介入，更深化了认知、本真与书写的关联，由此必然会强化作品的认知深度、理性高度、批判意识与思辨穿透力，让散文成为可解剖生态现状、传递现代文明理念的多功能载体，并推动书写进入对自然、社会和精神之规律的深刻而严谨“揭示”，乃至升华至具有提出原创性生态思想甚至提出真理的功能——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提出的伟大的“土地伦理”思想，不正是这种功能的经典体现吗？

四是审美的转型——由单一意境转向复合型美学结构。传统散文审美偏于意境营造与情韵抒发，审美形态较为单一。在场生态散文通过“三态同构”，突破了传统的叙事边界，实现了文体功能与审美维度的革命性变革，形成科学之真、生态之善、文学之美相融的复合型审美格局。而科学视角的在场，更使作家由“我见故我在”转型为更深、更高层次的“我知故我在”和“我思故我在”，让在场生态的审美上升到生命美学的境界和生态生命哲学的层次——这削弱了文学性吗？非也，这反而恰恰筑起了“感性—科学性（理性）—诗性”的多重美学结构，实现了审美跃升和启美使命，可以更独特的艺术魅力滋养心灵，提升大众的审美境界。

五是与时代契合度的转型——由疏离缺席转向在场契合。有道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但要称得上时代文学的，一定是能介入当下，贴近时代痛点，与时代高度契合的在场书写；而不是停留于现象表面，仅专注于个人狭隘的内心世界，对公共思想、科学认知、生态困境、社会矛盾不闻不问，对身边之痛熟视无睹，在时代“旷工”“缺席”的作品。在人类已步入生态时代，现代科技飞速发展，数字化、信息化和AI重构“三态”的今天，作家的写作如何提高与时代的契合度，是每一位有志于在场生态书写的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无疑，“大生态散文”以科学赋能“三态同构”，以在场书写为核心，深度思考科技时代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这种书写范式，不仅可完成“启智启美”的人文使命，还可精准匹配现代科技与生态文明的节律，已成为最能介入当下生态现实，映照时代精神，构建未来伦理且能最大程度地与时代契合，并可以向《庄子》致敬的华章。这只是简单的文体革命吗？非也，这在本质上已完成了散文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现代转型。

四、智能化时代生态书写更须“三心在场”

周闻道：一个时代必然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我们已进入信息化和智能化（AI）的时代，散文融入智慧型科学元素，是时代对文学要求的应有之义。现在面对的一个紧迫问题是：散文乃至整个文学该如何面对智能化科学元素的入场？这既是严峻的挑战，其实也是加快促进散文现代化转型至关重要的机遇之一。我们看到，由于科学元素的介入，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入场，“场”的内涵也相应更丰富复杂了。请同样结合你的生态散文创作与研究，谈谈在场生态散文写作适应智能化时代，会遇到哪些需注意的问题。

杨文丰：“场”，都是由存在的“三态”所构成。自然与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为构成生态散文在场性的必要条件。在信息化和AI领域，有些“场”尽管属于物质的存在，但与传统的物质“场”已不可同日而语，仅凭肉眼等感官我们已无法看见，比如以电荷为基础的电场，林木之间以地下菌根网络进行养分传递、信息交流等许多生态过程的场，如果不借助科学手段，人至少难于感知其存在——这说明之于人类，有的场还是很隐秘的，但又确实存在，即便是人工智能也具备独特的精神特征。

面对信息化和AI时代的“三态”变化，生态书写除有自然生态的场，也存在我们仅凭肉身难于感知，甚至还无法感知的精神生态场和社会生态的场。在这种情景下，生态书写如何保持在场？比如，对于肉身无法感知的场域，生态写作该如何介入，该持怎样的“在场性”立场？且将会面对哪些新情况、新问题？或者说在场生态散文写作将会出现哪些须重视的新的维度？当AI介入写作后，作家的在场主体性是否丧失？文学对生态的介入如何定义？在场生态书写中的介入现实、去除遮蔽、呈现敞亮、揭示本真、发现意义还存在吗？文学是否还富有人性和生命特征？我们对这些有足够的重视了吗？

又比如，该如何重新界定作家与存在“三态”的关系。显然，在传统“三态”中，作家与“三态”的亲近是直接的，看得见、摸得着、闻得了、听得见。在一位有精神追求的生态散文家那里，他笔墨中的树、虫、草、蚁、霾等自然物，不仅仅是审美对象，也是格物致知的“起点”，是可延伸至对人类文明与生态伦理哲学展开追寻与构筑的“平台”。作家以身心浸入自然的“物理现场”，以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感受感性体验这些自然物，可产生在场性体验，可捕捉鲜活的细节、情景，感知存在的本真的体温；而这些都是在场写作不可或缺的第一手真实素材，也是思想的基础，能避免作品凭空臆想，可给读者身临其境之感，是提升作品感染力的重要源头。

但是，在信息化和AI领域，许多东西人的身体是无法在场的，“亲历”成了奢望甚至不可能；借助于仪器或专门设备的“感知”，按照哲学的定义就是“他在”或“彼在”，通常指代“他者”（The Other），即独立于“自我”意识之外、具有自身主体性的存在。显然，作家面对如此的存在“三态”，难免多少已是在一定程度上缺席了。如果说生态散文没有作家对存在“三态”的直接联系和真切体验，就不可能获得亲历性的在场感知细节，生态哲思将失去本源和基础，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空中楼阁，那如果连产生生态思想的基础也没有，又怎能开出写作的“花朵”，如何挺起作品审美的艺术脊梁？

我自己在传统存在“三态”下，曾探索出在场生态散文写作的多维体验：“在场感知—科学追问—哲思升华—本真书写”，也取得了一些成效。这种生态场域的书写逻辑，是先感性而理性，从科学求真而艺术幻化，由现实升华至神性超越，最后以本真性、诗意化的叙事流呈现。如此一种探索性的审美求道式诗性抒写，我视之为在“三态”融合下在场生态求索的递进阶梯。这种生态书写，文化批判须寓于审美之中。我认为这是在场生态散文写作非常重要的维度之一。

亦是出于“依物求道”，我在从事生态写作的二十多年间，还试图提出一些生态孔见：比如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已分为“旧敬畏”和“新敬畏”；人与自然互赖共生的最佳模式乃“子宫式生态模式”；这两年我提出基于生态平衡、人与自然一体共生的“普球法则”，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亟须筑起一道庇护与界限并具的“生态界围”——这些基于传统“三态”领域提出的孔见，远未及自然、社会之“道”及信息化和AI时代之“真”的冰山一角。而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信息化和AI时代愈来愈难于感知的“三态”面前，一个作家还存在多少提出一些较为客观有效的生态思想的可能？然而我仍坚信，只要是追求在场生态书写，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仍然离不开“科学之心、审美之心和伦理（哲学）之心”的介入。

周闻道：事实上，无论“三态”怎么变，即便信息化和AI时代，生态书写的在场性都不能缺失，只有怎样在场的问题。“科学之心、审美之心和伦理（哲学）之心”的提法，不妨称为新“三态”下生态书写的“三心在场”。从事在场性生态散文写作的作家如果能“三心在场”，我们的在场生态书写，该会呈现怎样一种令人欣喜的局面！

杨文丰：生态文学属于“文学＋生态＋其他”的复合体，至少比一般的文学多了“生态”的学理内涵；而生态“三态”的去蔽，又或深或浅须依靠科学性——可见生态文学具有研究性写作的特征，尤其对需深度介入巨大变化的“三态”的“大生态散文”写作，更需要作家深入研究场域变化，须“三心在场”。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文学又属于“研究在前、写作在后”的文学。没有认真进行科学研究的生态书写，便不可能深刻认识“三态”的各自内涵及其相互交融中的对撞生成，很难发现存在的更深刻意义，作品也难免肤浅甚至谬误，难以成为有价值的作品。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只有“三心在场”，作品的境界才有可能向更高层面跃升：

——才能通过科学的认知去除遮蔽，抵达本真，实现人的情感与生态万物的生命层次的深度联结，笔墨才有可能跳出对自然生态纯粹的表象的实录，成为承载共情温度、传递生命敬畏的心灵对话。——“现象描写”才有可能通过“本质思辨”朝“本真抵达”提升，以深度思考穿透生态现象表象，追问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的深层次矛盾及其成因和求解之道，触及生态症结，为散文注入意义内涵。

——才有可能经由“三态”融合，进而实现在场书写的“个性建构”——以独特的个性化心灵感悟与审美视角，照亮宏阔的生态现实和社会矛盾、精神困境，在思想与情感的双重驱动下，形成专属的意象体系、语言格调与意义阐释路径，摆脱同质化表达，彰显创作个性——个性是共性的更深刻体现。

——才有可能实现对“三态”问题的多维、立体、深刻思考，并将这种思考成果融入生态在场叙事，融进对生命本质、存在意义的深度追问，超越对具体生态事件的评述，探寻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共生共荣的终极命题，使作品兼具伦理感召力与哲学穿透力，抵达精神的维度。

只有作家不只是身体深入生态现场，而是真正地“三心在场”，才有可能创作出既有生态实感又有思想温度，乃至上升到哲学伦理层面的“大生态散文”作品，让生态书写不再只是简单的“三态”场域的记录，而是作家所创造的融生态真实、情感真实、臻入生态伦理的生态审美艺术哲学——这样的作品，意义必然超越文学，也高于文学。

周闻道：前不久，你在与程相占教授的对谈中认为，当前国内的生态散文主要是“小生态散文”，写不出大的境界。这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症结，针对不同的症结，相信不同的作家也有不同的“良药”。在众多症结中，“小”是一个方面——小格局、小视野、小气象；其次是缺少真情实感，虚情、假情、滥情；更重要的是不在场，与时代缺席，不能从“三态”融合中，呈现当下生态的存在真实、切肤之痛，从而唤起人们的生态治理意识。从在场生态书写的角度看，你认为当下生态散文创作普遍缺失哪些情感？请结合你的生态散文写作和研究谈谈自己的看法。

杨文丰：生态是与每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存在，就像我们每天要喝水呼吸一样；而散文乃最贴近现实、贴近生命的真情书写。而要做到贴近现实，贴近生命，唯一的途径就是要直接性、无遮蔽性地面对生态问题本身，以在场书写介入当下“三态”现实，呈现生态之疾、生态之难、生态之忧、生态之痛，警醒人们的生态意识，呵护好我们共同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精神家园。因而，生态作家尤其无法对身边之痛不闻不问，更得“心”怀大爱大善，忧患与悲悯同在。而在当下的生态散文中，生态忧患意识和生态悲悯情怀却普遍未得到足够体现。中国文学在场的忧患意识、悲悯情怀与担当精神，可追溯到中国古时的文以载道；在西方文学中，荷马被称为最早的“担当者”，他以盲歌者的身份，承担了记录历史、传承文化与塑造民族精神的重任。

生态忧患，特指对“三态”失衡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深切担忧和深刻的心理警觉。它是超越自我、对他者痛苦感同身受的道德情感，是对生命尊严的普遍尊重和对苦难的共情性体察。

生态悲悯，属于悲悯情怀在“三态”危机下的呈现，具有生态介入的主观意味。它须具有人的谦卑、共情、介入姿态，带有一定的道德责任，内涵很丰富，所悲悯的对象已从人类扩展至动物、植物乃至生态系统，承认生命价值与生存（存在）权利平等；对人类造成的“三态”破坏，表现出道德自责和痛感，情感指向伦理反思和人类的责任；关联修复“三态”关系，走向“天人和美”。也就是说，生态悲悯突破了人类边界，伦理关怀已延伸至包括非生物在内的整个生态圈。这是人类生态道德觉醒、生命意识觉醒的一种高贵情怀。

应该说，生态忧患意识与生态悲悯情怀，在任何在场生态书写中都不可或缺，正是这两种情感才构成生态书写的情感双翼，不蕴含这两种情感的文字，是心不在场的书写，只能写出类同夹生饭的粗浅苍白的文字，其又怎能触动读者的心智？又如何能臻及“大生态散文”的境界？

五、生态散文的标识及在场书写的关键点、重点和难点

周闻道：陈剑晖教授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生态散文创作呈井喷之势，成为与非虚构写作、新文化大散文并驾齐驱的另一股散文创作潮流。”虽然当下生态散文创作热潮奔涌，但我们也看到好作品并不多；而且，不少作家和编辑家对自然散文和生态散文的界定标准也不太清楚。请从在场的角度谈谈你心中的区分自然散文和生态散文的简明易行标准，以及强化大生态书写的在场性，通常有哪些途径，建议结合你的创作来谈。

杨文丰：生态散文与包括自然散文在内的其他散文的最大区别，在于文字的血脉中是否含有生态思想和生态意识，抑或说，作者的书写是否有鲜明的生态介入意识，是否主动表现和干预生态问题，并寻求救赎。自然散文聚焦的是“自然性”，主要着墨于对自然“元素”的审美书写；“大生态散文”聚焦“生态性”，即聚焦于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之间、人与对象世界（自然与社会）之间、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有机关系，以展现万物共生、协同演化的系统性、动态性与整体性，其中尤其不可忽略人的介入及其影响。“在我看来，凡是表现自然、社会、思想意识之关系，体现人与万物和美共生大情怀的散文，都属于生态散文。也可以说，生态散文是表现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态’的关系，强调人的谦卑与担当、崇尚‘天人和美’的散文。” 

换句话说，“大生态散文”从“三态”关联中展示各种“关系”、影响和意义，探寻“生态之道”。事实上，一篇生态散文，也可以只侧重于书写“三态”中的任何“一态”或“两态”，但是只要是生态书写，都至少不能不表现物与物、物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生态写作的必要条件。

需要注意的是：“生态问题是不是都属人的问题……纵观自然的历史，生态问题有时也可以不是人的问题，或并不全是人的问题，这得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定。比如恐龙的灭绝，现在科学界比较接受的‘假说’是地球被小行星撞击，造成生态环境不适合恐龙生存所致。如果将地球生态环境变化致使恐龙灭绝写成生态散文，笔墨中的主角怎么也不可能是人。”当然，在今天，任何生态关系和生态问题，基本上都与人关联的社会问题相关，因而，真正意义上的在场生态书写，都离不开人，离不开“人性”。

如何强化生态书写的“在场性”，或强化在场书写的“生态性”，我个人较偏重如下方式：

其一，揭示“物与物＋物与人＋物与精神”的内在关联性。哲学早已揭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没有任何孤立的存在，“三态”亦然。自然散文和生态散文都写“物性”，但如前所谈，生态散文却须基于“三态”融合而写，须警惕孤立表面写景写物。只有至少注重书写自然元素之间、人与自然物之间动态的关联真相，甚至表现出微观视角下它们的内部关联及“运行机理”，作品才具有“生态性”。同时，在书写物与物、物与人、物质与精神的内在关联性时，还要避免书斋式想象和想当然，要注意在作品中融入乃至强化作家主体对对象的生命感知及在场体验。

其二，以敬畏之心、“仁爱”之心、“万物平等”之心写“物”。人只是自然世界的平等一员，在场生态写作须体现“人类退后，自然凸显”的生态伦理，显现事物本真的生存关联境遇，推崇万物平等的理念——打破传统文学以人为中心，将自然万物置于附属地位，或仅作为抒情载体和背景的思维模式，重塑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将作品推进至“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美学境界。只有赋予“物”以独立的“生命”——呈现生命的律动和本真的性情，使其耸立为与人“举案齐眉”的主体，才能抵达生态写作的境地。

当然，要写好“物”，还需了解并融入动物学和植物学等学科的知识。包括生物的习性、物质世界的存在规律、社会的特性和复杂性、精神世界中人的主观意识对物质世界能动反应的特点等。如果我们对“三态”特性及其内在机理缺乏基本的了解，对笔下之物的解读、把握、书写就无法精准，难免被种种表象、假象遮蔽，可能是盲人摸象，也可能是蜻蜓点水，甚至痴人说梦。比如将动物拟人化时，如果你的描述不符合其生活习性，甚至有违其本能，这就并非简单化的问题，而是已经失真。

其三，介入生态现实，直面生态矛盾，追问生态问题，并以本真语言审美地将之表现出来，旗帜鲜明地呈现科学的生态伦理和鲜活的生态意义。如果对本属于利益和道德冲突产生的生态问题不敢大胆介入，采用或回避、或温和消解、或缺乏质疑的态度，甚至在书写物被人为异化而致畸形时，连“美，何以受不到呵护，何以会是如此脆弱”一类不太关痛痒的追问也没有，那么，生态散文的功能又表现在哪里呢？这显然不是散文对生态的在场，而是缺席。

在场生态文学的兴起，源于文学能够通过在场，积极“回应”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关系中出现的问题。生态散文之所以有力量、有价值、有意义，在于敢于在场，以作家的介入性书写，“硬碰”生态问题。诚然，“硬碰”的方式多种多样，根植于审美的文学书写也可以多种多样，在场生态叙事也有多种可能性，比如除了直面式、揭示式，还可以有追问式和自省式等等，但生态散文的审美效应，必然与作者切入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问题”的尺度和深度密不可分，可说二者成正比。

周闻道：最后谈谈一个看似很基本，却又很难处理的问题：在场性生态散文写作介入“三态”的关键点、重点和难点是什么。这样的介入与当下管理体制和语境如何实现二元友好，你是如何考虑和处理的？

杨文丰：先说关键点。依我看，作品中有无生态意识就是关键点。打个比方，这个关键点犹同供冷热水的水龙头开关，如果朝左开流入的热水含生态意识，那么成篇的就是生态散文；朝右开流入的冷水不含生态意识，成篇的就不是生态散文。当然，一篇介入生态现实的散文，其所蕴含的生态意识，也未必都是作家自觉注入的。因为生态问题本身是一个客观存在，作家如果写生态题材，书写中就难免会触碰它，介入它；一旦介入，就无法不带入主观意志，熟视无睹或积极干预都是一种态度，这也是主观上是缺席还是在场的分水岭。当然，介入的状态是复杂的，一个作家表现其作品中的生态意识，存在不自觉式（即直觉式）、半自觉式和自觉式三种情况。我的生态散文写作历程，就经由过直觉式生态写作、半自觉式生态写作和自觉式生态写作三种状态（在与程相占教授的对谈中，我细说过这个经历）。

如果生态写作在场的关键点是使作品拥有生态意识，解决的是“方向路线问题”，那么，如何以文字艺术地表达作家心目中的生态意识，让书写进入哲学伦理境界，就是重点了。

在场生态散文的审美营构和哲学深化，不同的作家各有不同，各有体验，各有成功。就我本人而言，比较注重下面几种方式：

一是精选题材。这须深入生活，从当下现实中去发现“生态问题”，并将之纳入自己的书写范围，或以之为书写题材，优先将目光投向“病的自然”或“三态”关系。此类选题较易激发审美直觉，直击生态痛点，审美触角也较易进入“三态”现场，较易介入问题的深层症结。回避“三态”矛盾就是不在场，如此，生态散文欲臻入大境界，是不可能的。

二是增大作品的“思想量”。在场生态书写，须以哲学的思维、科学的精神去除遮蔽，以抵达本真，呈现发现，实现审美文本化并寻求救赎。由于与一般散文相比，生态散文与人类的生存及人类的未来联系得更紧也更深，因而较利于激发作家的存在之思和对前路的忧患，甚至可以说，生态散文天然就具有促发作家的在场书写产生新思想的优势。“大地共同体”思想，就是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里率先提出的，如今已成为在场生态写作的共情理念。生态散文无“思想量”，只能成为精神委顿的瘦子，很难挺起生态的脊梁。

三是最大限度地调动有效的艺术手段，扩充生态散文的艺术容量。在与龙其林教授对谈时，我曾认为 “最大限度地扩充每一篇生态散文的容量，这就似给气球充气，让其在不爆破的前提下达到最大的容积”。为此，核心是语言和叙事，任何文学意义的写作，终须以文本呈现；文本既是语言的建筑物，又是语言建构的文学世界。我追求既科学精准又诗性灵动，既节奏鲜明又色彩饱满，既文质兼美又信息密集的“启智启美”的语言。我很赞同在场主义倡导的汉语回归，不是回归什么经典和语法修辞，而是回归到语言本身，以本真的语言呈现本真的存在；叙事当然是在场叙事，对此在场主义已有许多论述，在此不赘。这方面我还有些探索和体会，比如，可追求科学与人文互渗、中西生态思想之交织；可探求多维时空与显隐交织的艺术结构，彰自然实景，写生态伦理，呈哲学思辨，显文化反思；可既叙事亦思辨，情理交融，知情思合一。

在此我还要再说说本人一直追求的象征。象征是实现散文审美容量最大化的最便捷法门。象征离不开写“物”——已然将物提升至与人平等的地位（前已谈及，这是一种万物平等的生态观的体现）。我希望将物诗化、神性化，使其成为承载生命、文化伦理等多重意蕴，可多义解读的象征；可以一本散文集创造一个象征，也可以整篇生态散文营构一个象征，还可以在一篇生态散文中完成多个象征。

四是将在场生态散文作为“认知载体、批判载体、启智载体、审美载体”，形成风格独具的文体，以增强作家作品的识别度。凡是想有所作为的生态散文家，都会有建构独家风格的“野心”。文艺史已表明，一个文艺家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拥有一批风格独具的传世之作；不具个性风格的艺术，不可能有长青的生命。

最后谈谈何为在场性生态散文写作的难点。我认为这个难点主要包括介入的勇气、发现的能力和语言的呈现三个方面。其实这也集中表现为在场性生态书写的目的——怎样才能使作品直面生态现实，拷问生态问题，寻求解决方案，并最终通过本真的语言，艺术地呈现至哲学伦理的境界，从而使作品的审美和社会效应达到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场生态书写亦应和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我的语言的诸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诸界限”，在场本真书写的任务，就是治理书写的“语言病”。

总之，在场生态书写，不能沉溺于自然的浅吟低唱，而要面向当下生态现实本身，追求经验的直接性；要立足当下的语境，大胆介入，利用科学精准的研判和作家的公义良知深刻解剖，以“在场批判三原则”——真实、善意、构建，对“三态”问题既破又立：“破”工业文明、现代化和后现代化、消费主义对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之“病灶”，除却人类对“三态”“不仁不义”的遮蔽，撼动人类中心主义的“地基”；“立”万物平等、“三态”融合发展的生态理念。作为中国作家，我们自然得“立”面对生态问题的良知和正气，且有责任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老庄的生态智慧与儒家的伦理关切，与西方生态理念有选择地融会，创作出生态哲学、生态美学和生态伦理相融，体现中国式现代生态伦理、富含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生态散文，进而与西方生态文学展开友好对话，张扬中国式在场生态文学书写与研究的自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生态散文研究”（22BZW169）阶段性成果。

（原刊于《东吴学术》2026年第3期，注释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