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潜龙记》这部小说，真不容易，可以说融入了我大半辈子的人生体验。

其实，在十年前，临近退休的我，就想写一部有关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在我数十年的生涯中，如果将上学、上山下乡、工厂生活、从事媒体工作进行切片，工厂生活可谓时间最长，体验的事情也最多。然而，我知道，一个人从事某项工作时间最长，并不等于体会最深刻。潜藏的深刻往往不是一种流水式的生命长度，而是体验之中的感悟、痛楚之后的泪迹、挫败之后的奋起……

让我在《潜龙记》中放纵一下创作的野心吧，也许它是我这位年近七旬老者的封笔之作。因为我的身体除了糖尿病、高血脂等慢性病外，我的耳朵在20年前曾做胆脂瘤切除手术，后来开始出现热闹的“蝉声”；我十多年前骑摩托车摔得右膝盖骨碎裂，退休后因骑电动车摔跤又导致左腕骨折，好像小说中的主人公江铁生在南疆战场被子弹穿过左小腿，30年后在大瑶山隧道救人又被压断了左小腿，坐着轮椅去修车，这是轮回，也是宿命。这些不祥之兆向我的身体提出了严厉的警告，但我的大脑不服输地向身体传递这样的信息：最好的作品是下一部。

2019年11月，我的一部长达45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燃烧的交响曲——一座南方城市的“工业时代”》（暨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下称《燃烧的交响曲》）出版了。这是一部反映粤北山城韶关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波澜壮阔的工业发展史，也是我于2018年从新闻单位退休后，接受韶关市委宣传部的“命题作文”。这是我近30年写作历程最艰难的一部作品，难在采访，难在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找到闪光的东西。好在出版社对这部作品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这是一部布局宏大、风格庄重、语言高亢激昂的古典主义交响乐。”

如果说，知青生活是我的前史，那么工厂生活就是我人生中的核心部分。我以《燃烧的交响曲》为我的人生献礼，也为粤北这座有着千年冶炼史的工业重镇捧出了诚实的心迹。但若干年后，我总觉得有所亏欠，我应该再写一部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将这部小说当作一个巨大的容器，然后装填上我经历过的人生段落、我难以忘怀的记忆、我对文化符号的解读和抹不去的魂牵梦萦……如果说，《燃烧的交响曲》是“命题作文”，那么我后来写就的《潜龙记》可能是将万千思绪集于一身的“神来之笔”，我不敢说写得有多么好，而是小说给了我极大的想象空间和多种可能。

改革文学中的工业题材作品，是我最早接触的当代文学。蒋子龙的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首发于1981年《当代》第4期）塑造了刘思佳这个“亦正亦邪”的复杂人物，他玩世不恭却又乐于助人，对抗权势，并对弱者慷慨仗义。刘思佳性格的双重性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桀骜不驯、言辞尖锐，然而对工匠精神发自内心地尊崇，对技术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这种“外冷内热”的人物形象，打破了“十七年文学”中二元对立的人物塑造模式。若干年过去了，刘思佳这个人物形象仍深深扎根于我的脑海，我便有了一种在小说里呈现一个似刘思佳又不似刘思佳的“那一个”的强烈意愿。

于是，身居羊城的江铁生忽地跃入了我的视域。如果说，刘思佳的活动在工厂的有限空间，我便将江铁生置身于更加广阔、宏伟的羊城大都市，改革开放初期的多元文化元素和裂变中的价值观念，成了江铁生尽情“表演”的背景板。江铁生的人设仅仅有背景板还不够，必须有他独特的生存空间和成长历程。

独特就是罕有，就是和别人不一样。而我曾身为地方党报的文化记者，正好有文化资源的优势。我曾采访过在南华寺借住的少林武僧，也采访过南疆战场的伤残侦察兵。这位武僧叫释金刚，是顺德人，16岁到少林寺学武，直到23岁才离开少林寺，转辗于福建武夷山和韶关南华寺，他向我详细介绍了少林寺古往今来的种种，记得有三件事让我记忆犹深：第一件是如何练铁砂掌，第二件是用自虐的方式练内功，第三件是苦练神秘的点穴术。而这些都被我有选择地写进了小说里，成了不可多得的“闲笔”。也因为这些鲜为人知的传奇，这部小说镀上了神秘的色彩。

采访伤残侦察兵是我到南雄县采风时的意外收获，这位老兵退役后没有专享那份军人抚恤金，而是学会了兽医技术，靠着被地雷炸断左腿后装上的假肢，骑着三轮摩托车，奔走于乡村的山水之中，成了一位口碑颇佳的兽医。至于“死亡线上的运输兵”，则是我采访粤北森工车队老司机的“边角料”，他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多小时的故事，大意是如何遭到敌方特工伏击，然后与之周旋，最后死里逃生。他讲完后哈哈大笑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一切都成为江铁生江湖历练的“前史”。

讲到开车，便是我的老本行。我在工厂时就是汽车学徒，那时一拨学徒跟师傅跑长途，一拨学徒在厂里“三班倒”，半年轮换一次，由于我对机械性能不是很敏感，常遭同伴奚落，总提不起精神，认为自己入错行。所幸的是，我的写作水平不错，便被领导提拔为汽车调度员。因为修车之事，我经常到汽修车间协调修车事宜，落实报修单，一来二去，我便将修车的学问贮存进大脑，这为后来的写作积累了大量素材。我对国产燃油汽车的驾驶和维修有了许多认知，就算是写陈广进这样的一流高手专修进口汽车，也不是难行的“蜀道”，只要找几本书看看，就能让人觉得作者是内行人。

在北江河放木排，也是我感同身受的事。北江河是我家乡的母亲河，孩提时我和玩伴常坐在大堤上看江中点点帆影、江边的芦苇荡以及茅草中的禾花雀，大声地背诵着伟人的诗词：“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直到19岁那年，我作为清远县最后一批知青，坐船上韶关进厂入职，才看清了北江流水的凶悍与温情。在两日一夜的船上游历中，我和几位“知友”长时间地“霸占”着能纵目两岸青山绿树的位置。当我们看到一艘艘机帆船满载着一舱舱水泥、碎石、原煤与奔流而下的串串木排擦肩而过时，竟发现二三只黑色大鸟（实则鸬鹚）将一条一两斤重的鱼儿抬起来扔进木桶，不禁张大嘴巴“哗”的一声，而鸬鹚的主人是两三个晒得黑黝黝的放排人，他们却不为所动地坐着尽享江面上的“日光浴”……这些稍纵即逝的画面被我顺手牵羊般写到小说里，增添了难得的野趣。

这一切涌泉般地进入我的脑际，我用半年时间就写下了38万字的《潜龙记》，并发给文友看，让他们提意见，文友们的意见陆续回笼了，有赞誉，也有批评。我便根据文友的意见进行修改，这时恰巧广东省作协“中国作家第一村”创作工程扶持项目进行征稿，我将书稿送去评选，并如愿入选，成为了我继长篇人物传记《赤血：丘东平的战火青春》（花城出版社）、长篇历史纪实《沉重的铁流：中央红军转战粤赣湘边全纪录》（广东人民出版社）之后获省作协扶持的重要作品。

然而，知名评论家马忠经细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潜龙记》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是小说的传奇性与现实性有割裂感。书中部分传奇情节，如江铁生徒手碎石、汽车惊险避险，虽强化了戏剧张力，但与现实逻辑脱节。再如修复劳斯莱斯时过度强调“庖丁解牛”的玄学化类比，忽略了现代汽车维修的技术细节，导致“工匠精神”的呈现流于表面，更像是武侠式“绝技”的移植，而非真实的技术传奇。小说时代背景存在工具化倾向；“两山轮战”“改革开放初期走私”等现实主题虽被纳入，但部分情节，如岳雷走私贩毒线等处理得过于简化，反派动机模糊，更像是为主角“英雄行为”设置的功能性背景，未能深入挖掘历史事件背后的社会矛盾，现实批判力度不足。

二是人物传奇光环掩盖了性格深度。小说主角江铁生集“武学高手”“特种兵”“修车大师”“公益英雄”等多重身份于一身，全能型设定虽符合传奇叙事逻辑，但削弱了人物的真实感。例如，他在情感线中与肖紫烟、赵梦瑶的关系常以“拯救者”姿态出现，情感互动缺乏细腻的心理博弈，更像是传奇英雄的“标配”情节，而非基于性格的自然发展。同时，小说中的配角功能符号化明显。如反派岳雷、“鳄鱼头”等角色，性格标签化，“贪婪商人”“地痞流氓”，行为逻辑单一，缺乏复杂的人性层次；战友徐可、于大钟等形象则过于侧重“忠义”符号，未能展现战场创伤、退伍后的现实困境等更深层的心理轨迹，沦为衬托主角的工具人。

三是作品的叙事节奏给人松散感。主要表现在线索庞杂与重点模糊。小说串联了武侠成长、军营生活、都市打拼、公益救援等多条线索，但部分支线，如瑶寨文化展示、广交会商业线与主线——江铁生的“潜龙”蜕变关联松散，如赵梦瑶的家政公司线、瑶绣文化传承线，更多是地域风情的展示，对主角性格塑造的推动作用有限，导致叙事结构显得臃肿、拖沓。

四是传奇叙事与文学性的失衡。主要表现在描写的套路化倾向，对话的功能性压倒了小说的艺术性。比如，对打斗场景的描写多沿用武侠小说的传统修辞，缺乏独特的感官细节；对都市生活的刻画则偏向新闻式记录，未能通过文学化语言传递时代氛围，如珠三角市井的烟火气更多是场景堆砌，而非融入人物生存状态的细节描写。部分对话，缺乏个性化的语言风格，人物话语趋同，难以体现不同身份、性格者的语言特质。

究其原因，是源于“传奇题材”的天然局限。当创作者过于依赖情节的戏剧张力与主角的全能光环时，容易忽略现实逻辑与人性深度的打磨。若能在传奇叙事中融入更扎实的时代细节、更复杂的人物心理，或可避免“传奇”沦为空洞的符号，让“潜龙”的隐喻真正扎根于现实土壤，展现更厚重的文学力量。

我细想，马老师的批评可谓精准、尖锐、到位，文本的确存在以上问题，严格意义上说，这部作品还达不到省级出版水平，更遑论是我的具有里程碑式的“封刀之作”。思考再三，我决定推倒重来，光是创作提纲就写了九稿，由当初的5千字猛增到定稿的5万字，让人看完提纲就可以了解全书的轮廓，还为角色写了人物小传。我将原著的三分之一篇幅，如江铁生卧底贩毒集团，从事抗灾救援公益活动、越野车特训等旁逸斜出的内容及枝蔓全部砍掉，集中笔墨写江铁生、江文生兄弟的情感联系和联手对抗商业阴谋与国际技术间谍的情节及细节。

如果说，我写江铁生的前史：少林寺武僧、南疆战场侦察兵、的士司机等身份，得益于我曾服务于国企运输车队的经历和报社文化记者的所见所闻，那么江铁生、江文生转战新能源车制造，对抗商业阴谋和技术间谍，却是我绝对陌生的领域，为此我做了数不清的功课，比如，硬着头皮阅读有关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读本、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求教我儿子的旧同事、深圳某大厂的程序员，恶补“黑科技”知识，在网上观看相关内容的小视频等，这时可能令人想到范进中举的侥幸迂腐、滥竽充数的尴尬失态、蚍蜉撼树的不自量力……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学习和创作，我在原著的基础上，五易其稿，写出了近40万字的书稿，对情节进行重大调整和重构，对人物关系作进一步梳理，将小说当初的传奇性向生活化、文学性转变，使作品充盈人间烟火味和审美表达。

在我的创作认知中，江铁生、江文生两兄弟在小说中可谓是情节推进的发动机。在《潜龙记》这座宏大的叙事建筑中，江铁生与江文生这对同父异母的兄弟，构成了支撑全书精神结构的两个核心支柱。他们相差十八岁，成长于截然不同的时空，接受完全不同的教育，秉持迥异的价值理念，却在命运的奇妙安排下，最终并肩站立于“南星”集团的风暴眼中。小说通过这对兄弟从隔阂、对立到理解、合作的复杂历程，不仅完成了对个血缘兄弟命运的深刻书写，更在审美层面构建了一种“手”与“脑”、“根”与“翼”、“道”与“器”的辩证统一。

江铁生的成长轨迹，是一部被时代碾压却顽强生长的底层奋斗史。他上世纪60年代生于广州，8岁丧母，10岁被送入少林寺，16岁参军奔赴南疆战场，二十出头退伍后在顺德开电船、在羊城开的士、开泥头车，最终凭借一双铁砂掌练就的“手感”，成为名动南粤的“修车大王”。他的每一步都踩在时代最坚硬、最粗糙的地面上：文革的动荡、战场的血火、改革开放初期城市的混乱与生机。他的教育来自三个地方：少林寺的厨房与武僧团（身体的磨砺）、南疆的侦察连与运输线（意志的淬炼）、羊城的街巷与修车档（经验的积累）。这种成长路径赋予他一种特殊的“身体记忆”。他的双手既是铁砂掌留下的“匠骨”，也是40年修车生涯刻下的“活地图”。

江文生的成长轨迹则完全是另一番图景。6岁随父母移居美国旧金山，在唐人街的烧腊店里长大，后赴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深造，师从汉斯教授，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顶尖专家。他的成长沐浴在另一种光芒之中：旧金山的阳光、莱茵河畔的学术氛围、国际顶尖实验室的精密仪器。他的教育来自最规范的体系：美国的初等教育、德国的工程教育、国际学术界的专业训练。这种成长路径赋予他一种特殊的“思维模式”，严谨的逻辑、系统的知识、对数据和算法的绝对信任。

江铁生与江文生最核心的价值冲突，集中体现在“手感”与“算法”的对立上。江铁生信奉的是“手感”。一种无法量化、无法复制、无法传承的经验直觉。他修复总统专车时，不用任何诊断仪器，只用自制的机械听筒“聆听”故障；他发现南星大厦被神秘人攻击时，不依赖电子监控，只用一台老旧的砂轮机和一把细沙感知异常；他诊断发动机故障时，不需要任何数据，只需将手贴在缸体上，“金属传来的温度”就能告诉他问题所在。他常说：“修车这行，三分靠技术，七分靠人心。”这个“人心”，就是40年经验在身体里沉积的直觉，是他那双“变形的大手”能够“听见”机械心跳的奥秘所在。

江文生信奉的是“算法”。一种可量化、可复制、可传承的逻辑推演。他设计的“凤凰计划”基于海量数据和精密计算；他发现的“逻辑炸弹”依靠代码审查和系统分析；他主导的“技术性击倒”源于对材料特性和气候数据的深刻理解。他坚信“技术不是数学公式，而是人和材料、气候、一方水土几十年上百年磨合出来的相处之道”，但这种“相处之道”在他这里依然需要通过数据和模型来呈现。他常说：“真正的传承，是让心跳穿越时间还能共振。”而这种“共振”，在他那里需要传感器、数据、算法来实现。因为他是技术精英主义的标杆人物。

我试图在小说中以戏剧性方式呈现两种价值取向的冲突。最典型的是“凤凰计划”争议：江文生依据数据模型判断电池管理系统存在隐患，建议推迟发布；江铁生则依据经验直觉判断“有人想让南星死”，建议按时发布但采取非常措施。江文生质问：“你的仿真能模拟有人往电路板倒导电液吗？”江铁生则反问：“你的数据会告诉你，供应商老板上个月欠了澳门赌场八百万吗？”这种冲突不是简单的对错之争，而是两种认知世界的根本方式之争。

在价值取向方面，江铁生与江文生的行为方式也形成鲜明对比。江铁生走的是“野路子”，江文生走的是“阳关道”。江铁生的“野路子”体现在他处理问题的方式上。面对商业间谍的渗透，他不依赖电子安防系统，而是用一台砂轮机和一把细沙预警；面对竞争对手的“逻辑炸弹”，他不走法律程序，而是用“将计就计”的方式反击；面对资本大鳄的收购企图，他不按商业规则博弈，而是联合老员工发动“兵变”，进行“革命”。他的方法往往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缘游走，充满江湖气与实战性。他自己总结道：“你走的是阳关道，教科书里写得明明白白的路。我走的是野路子，满地荆棘，不小心就会刺得满身伤痕，可我活下来了。”

江文生的“阳关道”则体现在他对规范、程序、法律的坚持上。他发现问题第一反应是“报警”。他设计方案严格遵循国际标准。他处理危机坚持“合规”原则。他的方法始终在制度框架内运行，充满理性与严谨。他对大哥的“野路子”既惊讶又排斥：“非法入侵，商业间谍！这些词在我二十年的规范教育里，是绝对的红线，碰不得。”

两种行为方式的冲突，在“逻辑炸弹”事件中达到顶点。江铁生主张“以毒攻毒”，用黑客手段获取证据；江文生坚持“合法途径”，认为“等找到证据，车展已经搞砸了”。最终是江铁生的方式挽救了局面，但小说并未因此否定江文生的立场。相反，通过江铁生之口，小说表达了对此的辩证理解：“你可以走你的阳关道，按法律和程序慢慢走；我的野路子嘛，先是把公司救下来，再谈对与错。”

这种对比的审美价值在于，呈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两种典型的生存智慧。江铁生的“野路子”是底层民众在制度不健全、规则不明确的年代形成的生存策略：用江湖经验弥补制度空白，用个人智慧应对复杂现实。江文生的“阳关道”则是新一代知识分子在全球化、规范化时代形成的思维模式：用国际规则约束行为，用专业知识解决问题。两种智慧各有优劣，也各有其适用的边界。

江铁生、江文生的兄弟感情，经历了从隔阂、冲突到理解、合作的完整弧线。这一过程不仅是兄弟关系的演变，更是两种人生哲学的和解。

最初的隔阂源于历史的伤痕。江铁生对父亲的怨恨，迁延到了这个“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弟弟身上。他在车间里对江文生说：“我的教育在山高林密的少林寺，在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南疆边境。我的背景是在视文化如粪土的十年动乱；你的教育在美国、德国的优异环境里完成的。你的背景是文明发达的国度。你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我是嚼青草野蛮生长的，你说我们能够找到共同话题吗？”这种基于历史创伤的隔阂，构成了兄弟关系的起点，也是兄弟之间的社会性裂痕。

冲突的激化则源于现实的分歧。从“凤凰计划”的技术争议，到“逻辑炸弹”的处置方式，到董事会上的权力博弈，兄弟二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针锋相对。这些冲突表面上是技术路线之争，实质上是两种价值观、两种认知方式、两种生存智慧的较量。小说没有回避这些冲突的尖锐性，而是让它们在情节推进中充分展开，使人物形象在冲突中愈发生动、丰盈和立体。

和解的到来却出人意料地自然。不是通过说教，也不是通过戏剧性转折，而是在一系列共同经历中悄然发生。在“逻辑炸弹”事件中，江文生第一次看到大哥的“野路子”如何有效；在“技术性击倒”中，江铁生第一次意识到弟弟的“算法”如何精准；在保卫“南星”的战斗中，两人并肩作战；在“手感AI训练仪”的研发中，两人第一次合作创造。每一次共同经历，都在消融隔阂的坚冰。最终，当江文生在董事会上将江铁生调任保安部长，江铁生平静接受；当江铁生深夜给弟弟送饺子，江文生欣然接纳，兄弟间的敌意已经转化为一种超越言语的理解。

《潜龙记》通过对江铁生与江文生这对兄弟的对比塑造，完成了一幅关于中国两个血缘兄弟的精神图谱。江铁生是“手”的象征，用手思考，用手创造，用手传承；江文生是“脑”的象征，用脑运算，用脑设计，用脑创新。手与脑的对话，构成了小说叙事的核心动力，也承载了作品最深刻的思想内涵。

如果说，江氏兄弟关系从隔阂到和解是《潜龙记》情节推进的发动机，那么黄铜车模则是贯穿全书的重大隐喻和核心物件，它是父亲江佩武的遗物，后来成为江铁生追寻半生的谜题。这辆巴掌大的车模，承载了三代人的梦想，也浓缩了一个时代的记忆。车模的第一个隐喻是“时间的容器”。车模既是过去的纪念，也是未来的期许；车模的第二个隐喻是“技术的密码”，又是“追风项目”的表征。这些音乐术语与机械参数结合，形成了一套复杂的编码系统；车模的第三个隐喻是“情感的载体”。响钢不仅是记忆合金，更是一种“情感载体”。而车模奏响的《小夜曲》，正是母亲章婕生前最爱的旋律。

黄铜车模串联起了三代人的命运。第一代是江佩武和叶定航等“追风项目”的工程师，他们在六十年代研制响钢，试图用机械复制音乐。这个项目因政治运动而夭折，但他们用七辆车模保存了核心技术；第二代是江铁生，他用半生时间追寻车模的秘密。这过程不仅是技术的解密，也是精神的朝圣。第三代是肖羊洋，他用现代科技记录父亲的手感，试图将“经验”转化为“数据”。当他看到父亲40年前的心电图与现在的生理信号重合时，他明白了：“真正的传承，是让心跳穿越时间还能共振。”

车模最终奏响的《小夜曲》，是三代人的共鸣。江铁生听到的不只是音乐，而是“三个时代的对话：父亲的工业理想在旋律中找到了诗意；母亲中断的音乐梦想获得了永恒延续；妻子的瑶山灵性与现代文明和谐共鸣。”当他破解父亲留下的黄铜车模谜题时，他需要调动少林武僧的定力、侦察兵的敏锐、修车匠的精微，以及从瑶族山歌中领悟的多层隐喻形成的共同智慧。

我力图在《潜龙记》中反复出现“潜龙”这一审美意象：江铁生父亲笔记中的“潜龙在渊，待风而起”；赵梦瑶为汽车展览馆命名的“潜龙馆”；乃至展览馆结束语中那些诗意的阐释：“潜龙，不是隐藏，是深埋地底，吸收大地的养分；不是不起，是等待惊蛰的那一声春雷。”其用意是隐喻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轨迹。我始终认为，对“潜龙”的诗意追寻是对工业叙事的审美超越。《潜龙记》追求的目标是将工业叙事提升到诗意的层面。这种诗意表现为对技术之美、匠艺之美的细腻描摹。当江铁生在雨夜锻造响钢弹簧时，“火焰由蓝转白，坩埚内三种材料开始融合：响钢熔化如金色血液，琴弦化作银亮细流，那块‘会唱歌的石头’散发出星星点点的微光，如同多彩的瑶山夜空。”这些文字令冰冷的钢铁有了温度，让机械的运转有了韵律，让技术的探索有了审美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