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文坛：从事散文创作已有二十余年了，你在这种文体也开垦出了一片梯田。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因为你已多次获得全国性散文奖项的确认，而是从文本立场来看，你的每一本散文集都展现了一个崭新的视野。是什么促成了这种改变？

林渊液：散文是与个人精神蜕变靠得最近的一种文体。这么多年的写作，如果说还有什么值得欣慰，那就是个人的精神成长与创作一直伴生伴行，相互校正。每一篇文章都是一枚精神的琥珀。我在很多场合提到，当年重读苇岸散文给我带来的震撼，并不是他的某一个篇章达到了什么高度，而是个人生活完全叠合在写作里。他的写作是有着根系的，它是一棵完整的树，虽然，那棵树不一定冠盖很大。苇岸的文章不多，珊珊玉树，疏朗有致，这使得对他的言说更加直观和有效。当写作有了成为一棵树的理想之后，一切就不同了。一棵树的信仰，无非就是向下扎根而又向上生长，别无他途。

广东文坛：看得出来，你的这棵树是种植下来了。《穿过小黑屋的那条韩江》正是它结出的果子，而且这颗果子别有意味。像《乡巫》《乡神》写的是潮汕民俗，像《私塾、故乡与远方》写的是潮剧，像《诸神的黄昏》写的是老工艺嵌瓷和灯笼，你的散文传递了大量的潮汕民俗和风讯，它们既是乡土的，又是现代的，这两桩事情并不好调和，你是如何做到的？你对地域与文学的理解又是怎样的？

林渊液：在散文集自序中我提到，数年前，忝列“岭南文学新实力”参加中国作协召开的作品研讨会，此行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岭南文化体系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包括岭南文学和岭南文学批评。我们很用力地做事情，希求得到这个结果：北方强势文化的确认。这种地方文化对于强势文化的投诚，或许也是难逃宿命。我们潮汕尊崇韩愈的文化传统，也是一例。许多年来，被强势文化遮蔽和绑架的潮汕平原，氤氲其上空的雾霾，不曾飘散。正像《穿过小黑屋的那条韩江》写的，儿子读小学时，学校要求他们写一篇“春天”的作文，他望着门口的大叶榕发呆，脸上是与其年龄不相匹配的忧烦。书上说的，秋天来了落叶满地，可是，我们的大叶榕是在春天落叶的。当他提出质疑时，作为写作者我很羞愧。我们的文字太少了，我们的声音太弱了。

我是在本土生长的，生活平稳而毫无波澜，这一直是遭人诟病的。这样的人生很可能成就一种书斋式写作，可是，我还是回到了生活现场。恰当此时，我遭遇了一场母语文化认同的危机。钻进去，抽离出来，在对母语文化的不断进入和背离中进行体验和重新考量。不在危机中陷落，就在危机中继续往前。没有乡村经验，对于乡土的表达肯定是一个重大缺憾，但当年小城的生活经验，刚好为乡村与代表着现代意识的城市搭起了桥梁。现代性精神于我来说，几乎是一个先天的维度。这么多年的散文写作，我一直寻求着对未曾归置、未曾命名的经验的书写，这个维度恰好提供了属于我个人的视角。如此看来，所有的缺失和缺憾都是有所代偿的。很多人会苛责文学的外部环境，其实，外部世界给予写作者的资源是不欺不诈的，每个人站在哪片土地上，就在那片土地耕种自己的水稻、麦田或玉米林。

《穿过小黑屋的那条韩江》之所以用作书名，是因为这个意象契合了我近年对本土文化的想象，同时，它也包含了某种不言而喻的祝福。

广东文坛：近年你腾出另一副笔墨创作短篇小说，是基于什么原因？从《倒悬人》看，这批小说是从两性关系入手的。作为一位女作家，你如何看待作家的性别立场？

林渊液：闯入小说领地实在缘于一场精神危机。原以为，危机形成的机制大致分两种：一种是庸常的生活遭遇了外部环境的改变，比如，乌云压境，鸟兽惊窜；另一种，是普通人无意间闯入了极地，身心遭遇了强烈的不适，窒息、休克、呼吸困难，生命几欲断丧。可是，生活分明是一切如常的，何曾有什么风暴和迁徙。我依然像惯常一样的，每天起床，吃牛奶面包，在公车里发呆一阵，然后挨到了单位，展开忙碌的工作，与生活里的平庸之恶做各种周旋，甚至，我还用生活当中的小确幸来自我安抚，它可能只是网购过程中失而复得的一条裙子。危机的摧毁性是彻底的，毫无来由的。我对周遭的一切产生了莫名的厌倦，不愿与朋友深度交流，不想去筹划远行，烦于读书，不再能够在女红中修行。突然之间，我似乎看到了万事万物的可能和不可能，以及那些可能走过长长的通道之后去往的是什么境地，那也不过如此。明白太过了，了无生趣。那是我生命当中第一场严重的精神危机。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小说仗义前来解救我。

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似乎与性别身份毫无关系。一位评论家说他在我的小说里看到的是存在感，我觉得他是很懂的。有一次听一位老师在推荐《贾谊新书·解县（通“悬”）》，“天下之势，方倒县……”，突然之间，我对小说的理解豁然洞开，原来于我来说：小说，是生命隐秘的一种解悬。

当然，对于一个女性写作者来说，性别是无法回避的终身性问题。女性主义的观点认为，女性出生下来时，也许是一个完整的女孩，但到死亡很少能有完整的女人，在这个人生过程，她会渐次被阉割，这是颇有象征意味的。作为一个女性，遭受这些有形和无形的“倒悬”几乎是一种常态。《倒悬人》探讨的是两性关系，诸多的性别问题当然也在文本中敞开，有些话题可能还是对现有感观思想的挑战。当然，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应该是对于想象力和认知的挑战的，这毫无疑问。

广东文坛：同时创作散文和小说这两种文体，而且不曾偏废，你对这两种文本的写作一定会有特别的体会？

林渊液：必须坦言，进入小说创作之时，确实是散文创作遭遇了困难。我本以为散文是一种最自由的文本，但这种文体的真实性问题又构成了极大的不自由。并不是否定散文的所有虚构因素，在某些实验性文本我觉得它是被允许的，但真实性大抵还是优秀散文的一种重要秩序。小说拥有解开这个穴道的武器，那就是虚构。一个写作者同时拥有了小说与散文这两种体裁，人生体验的艺术转化应该是能够最大化的。数学上有一个“并集”的概念，所有属于集合 A和属于集合B的元素所组成的集合，叫做AB的并集。如果说A、B分别指代小说和散文，那么，这个AB的并集大约可以揽括一个人的人生体验。当然，每个写作者对不同文体的情感是有异的，你把灵魂当中最重要的东西分配给哪个孩子，他长出来的面相肯定不一样。我对散文怀有一种青梅竹马的情感，这种文体干净、坦荡、一往无前，炫技不得，单靠故事也不能，所以，它的思想性变得比其他的任何文体都更重要。我曾经说过，散文是一个人的骨血，只有那么一点点，而小说是肌肉，锻炼之后是可以长膘的。这个说法，是强调散文的难。可以看出我当初对其心存偏爱。后来，小说创作的尝试日渐加深，对这两种文体自身的内部逻辑、写作者对文体的把握等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之前，之所以觉得小说会更容易一些，其实是被故事和技巧蒙蔽了，它们常常为小说定一个箍，然后自圆其说，当这个圆（或者方，或者不规则形）完成之后，小说就固化下来了。其实，最好的小说家肯定不会满足于这个箍，他可能会不断地打破又不断地重建。所以，我现在得修改当初的说法，最好的文学都是一个人的骨血，这与选择什么文体来表达没有关系。

广东文坛：刚刚出版了散文集和小说集，你接下来会有什么创作打算呢？

林渊液：继续小说创作吧，但会借鉴散文创作经验，增加思想含量，应该是AB并集中间交叉的那个部分。不过，方法学上的东西是次要的。写作者写到一定程度，都面临着怎么样面对自己与创作、自己与作品的关系。比如，我的某一些作品是为个人内心而写，某一些作品可能是为林渊液而写。这种区别，大概就是老子所说的“无身”与“有身”。《道德经》原文是这样说的：“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写作者的毕生诉求与修行，或许就是从“有身”无限趋近“无身”。